2006-03-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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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严复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于1895年。在这些文章里，严复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走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严复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严复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甲午战败之后，他着手翻译已经熟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数月而成。吴汝纶过天津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严复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
1895年前后的严复是忙碌的。他除了热心于救国救亡、著文高呼之外，还开始参与到维新变法之中，他寄银票百元支持梁启超办《时务报》，并将《天演论》译稿、《原强》修改稿寄给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他还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提倡新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除自己到学堂讲学之外，还推荐自己的侄子到学堂任英文教习。严复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终严复一生，他在实际的政治行动方面始终显得有些被动。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张之洞对《辟韩》一文深恶痛绝，甚至指使屠守仁写了一篇《〈辟韩〉驳议》进行驳斥，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因为有科举功名的正统出身，与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流派，严复则被视为“没有功名”的人而被轻视排斥于这个圈子之外。可以说，正是这种被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严复对政治改革的根本态度。他的门生熊纯如在二次革命后认为中国将有希望获得最后的统一，他立即纠正说：“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预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进化不能强迫，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是严复的一贯思想。
1896年严复奉命创办天津俄文馆；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仿《泰晤士报》而创办《国闻报》，并搜集中外有价值的文章按旬出版《国闻汇编》；同年译亚当·斯密《原富》及斯宾塞《群学肄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1899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1900年再译其《穆勒名学》。1900年，严复因义和团之乱而脱离海军，避居上海租界闸北长康里。
此后的严复，真正是一名学者了。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这一年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一次“保国保种”的会议，被选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次年，应张翼之约，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再次年，奉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任编译局总纂。1904年，严复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事赴伦敦，其间与孙中山相晤，归国途中顺访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1906年受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任审定名词馆总纂，三年内积稿甚多，并因此而被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出任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领都统，旋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在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赴汉口见黎元洪，任谈判代表。1912年受袁世凯之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出任海军编译处总纂。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严复将欧战发生以来的战时新闻摘要翻译送袁世凯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
四
由此，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早已相识，至少有三十年的交往。严复创办《国闻报》时，每周在王修植家里叙谈，袁世凯几乎每次必来。严复后来记述说：
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师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8〕
但是，严复对袁世凯也一向存有戒心，他说，“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这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对所有的权力阶层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态度终被袁氏知晓，袁一怒之下说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的话。
在光绪死后，时任摄政王的光绪之弟载沣因私仇而欲杀袁世凯，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庆亲王奕劻亦担忧：“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于是采纳张之洞“开缺回籍”之建议，代发上谕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惊恐不已，一度想赴日本避祸，后经直隶总督杨士骧规劝，才回京接受谕旨，回彰德“养病”去了。他仓皇离京赴河南时，只有严修等三四人到车站相送。
严复此时秉公执议，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奈何置之闲散”。无疑，在袁世凯政治上最为叵测之时，严复的声援令袁氏深为感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离开了袁世凯的清王朝捉襟见肘，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开往武昌，但荫昌难以指挥这些北洋旧部。内阁总理奕劻向载沣建议重新启用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有了向清廷叫板的足够资格。他复奏道：“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清廷借故开缺袁世凯的借口，如今又成了袁世凯应付清廷的借口，令载沣大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此后载沣再下旨意，也难以说服袁世凯前往武昌扑灭革命，不得已只好答应袁氏的条款，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由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袁世凯从根本上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开始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压。
此时，严复所任职的资政院议员们已经作鸟兽散。严复匆忙之中于10月26日将行李十一箱打包发往天津，11月9日离京赴天津，同时“知津郡此夕最危”，友人建议他转赴秦皇岛避难。但是，严复最终没有听从友人建议，而是与自己的三子严琥于11月12日先袁世凯一天重返北京。二十天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南北谈判。据冯耿光回忆，“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二十人，系按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额推定的”。严复作为福建省的代表，被指定为代表团的成员：
那天，锡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之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议和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9〕
这样，严复参加了以唐绍仪为全权大臣的北方议和代表团，于12月9日沿京汉铁路南下，11日抵达汉口，12日与黎元洪见面谈判。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此时的谈判有所描述，但总的来讲，他对共和政体深表忧虑。议和的代表虽众，起作用的人并不多，严复也并不是关键人物。严复在武汉停留六天之后，随团移居上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忙于会客及处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私事，在谈判未有成效的时候，就先期返回北京了。
严复回到北京之后，对唐绍仪多有不满。在《辛亥日记》中记有为袁世凯出的六条谋略：“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此时的严复，从内心深处认定袁氏为国家元首的不二人选。他做诗曰，“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将袁世凯比喻为“美人”，盼望国家早日安定。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十七省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获“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美誉。早在2月14日，严复就拜见了袁世凯，随即被任命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校长），月薪三百两。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由社会名流担任校长一职。
春节后，严复正式上任。但此时的大学堂由于政府将经费大幅用于军事，严复连自己的薪水也不能支付，学校也不能按期开学。他除了整顿校务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学校经费方面，在借得道胜银行七万洋款之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学。不过，新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严复一月三百两的薪水，难以支付社交应酬，有时一月无进，而支出将近千元。学校开学后的第二天，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札辞职。”5月下旬，学校开始闹学潮，严复拒绝与学生面谈。6月1日，学生在教育部过夜不归，严复甚为被动。至7月下旬，学校的员工每人能领的薪水只有六十元，“还不足车马费”。严复失望之极，以致想携眷回福建，“卖笔墨过日”。支撑到11月，严复终于辞去京师大学堂监督职务，从此结束了在教育界的生涯。这一时期，严复依靠同乡兼校友海军总长刘冠雄得以兼任海军编译处总纂一职，聊以谋生。
五
民国初建，严复认为“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他接受袁世凯聘任，担任总统府顾问。但是随后的宋教仁被刺、大借款等事件，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央短处在平时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不过，严复对此时的国民党也始终未见好感，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严复于1914年5月开始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院参议，成为总统的高级咨询机构成员。7月9日，严复到总统府去领取薪水时得知顾问薪水自6月开始停发，所谓“参政”名存实亡。严复无事可做，于是常跟李质斋等人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达旦。9月底，参政院和清史馆开会，严复均告缺席。
10月2日，参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侵占山东半岛一事，严复忙于赴宴、打牌、“看家私”，再付阙如。10月13日的约法委员会议，也没有参加。严复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权。此后，他虽然对欧洲战事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特别关注，但是当时的局势使得严复根本没有的发言权。他在1915年4月被聘为宪法起草委员后说，“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可以说，此时他对所谓的国家政治已经热情散尽，极为冷淡了。
此时的严复，一方面对政治开始疏远冷淡，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颇为惋惜的事情。除了一度热衷于打麻将之外，他于1913年8月在陈焕章的鼓动下，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同年，他多次发表演说，配合袁世凯提倡“读经”；更为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