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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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们和毕佐夫一起从邮局给您寄上一信。……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给若米尼的信，1880年9月27日）〔3〕。从这里的“熟悉世界政治”可以想见曾纪泽的西学对外交的助益。
在这次谈判中，曾纪泽的一个观点尤为重要，就是争取以金钱换土地，因为钱可以再生，而土地不会再来。作为弱国，有些不能马上定下来的，可以悬而不决，以后还可以谈判，不能悬而不决的就争取最大的利益。曾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此前条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于是，只由原来的五百万卢布再加四百万卢布赔偿就换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这么一次成功的外交，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是爱国主义历史教材中不可少的一笔，可惜这类理性和智慧行为往往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简单的话语里。
在办外交上，与李鸿章相比，曾纪泽确实高出一筹。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在中外现行条约的基础上应付各国，以抑制其在华势力和既获特权的进一步扩张。难怪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4〕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并无长远积极目标，以致于逐渐被挤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而曾纪泽学识兼备，则能不畏惧各国船炮的威力，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能高瞻远瞩提出撤废不平等条约和加强中国与藩属间的宗属关系等具体外交目标，他显然抓住了中外关系中最具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比如关于修约一事，他在日记中说：“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余通商章程，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在另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出使英法大臣时，只有三十九岁，加上延长的时间，才八年驻外时间，这期间，是纪泽事业的辉煌期。奉调回国后，虽然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等职，却因为受满人贵族的掣肘，等于是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人说曾纪泽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五十一岁，正是甲午海战前四年，正当国家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开局先锋走了。曾纪泽在英文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所表达的宏伟目标，也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实现了。
我们看看几位中外人士对曾纪泽的评论。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则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仪，志殷补兖”。“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5〕。
最后让我们以曾纪泽自己的两句诗作结：
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
几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计功。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
注释：
〔1〕〔3〕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版，第327、329页。
〔2〕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84～485页。
〔4〕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Hosea 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ol。2；338。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 刘立松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天主教徒，在家乡行医经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马建忠随家转徙上海，入天主教背景的徐汇公学，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数学，同时准备科举仕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马建忠愤于当朝士大夫蒙此大耻而仍闭目塞听，“绝口不谈海外事”，乃“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1877年至1879年间，受李鸿章推荐，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就学于法国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广泛涉猎国际法、商法、西方政治制度，获得法律学位，同时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更为可贵的是，马利用在法国三年时间广泛读书交游，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进步根源，指出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此论与当时洋务派局限于练兵、制器及器物改良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一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耻于言商的陋习。回国后马建忠入李鸿章幕府，致力于外交与商业，生前最后几年潜心著述《马氏文通》，该书为中国语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游学以自强
三年法国留学生涯，大大拓展了马建忠的视野。在一封给李鸿章的“读书报告”（1878年）中，马建忠记述道：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余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唯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
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即使对于今天的留洋学子们来说也非易事。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这种印象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法国友人劝道，“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志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划格物之学”。马通过转述译介其法国友人的建议，给中国传统中对功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注解：这里，“名”既不是狷介轻狂之士自视清高而所鄙视的粪土，也不是无数“只读圣贤书”者所梦想的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而是对所受专门训练的精通，是借以与同道交流，获得承认和尊重的工具。
游学在外，马建忠对事关中国国际形象者尤为关注。在一次游览巴黎万国博览会（“炫奇会”）中，马建忠注意到“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之委之西人之咎乎？”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危机意识无时不刻在激励着马建忠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预示着他日后将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丝、茶贸易。
专修国际法并兼任当时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翻译的马建忠，对清政府驻外使馆外交人员不修炼外交技巧、不主动结交当地人士深为不满。在“马赛复友人书”（1878年）中，马建忠写道，若驻外使臣只是遵循呈递国书等例行礼节，对其他事战战兢兢，碰上当地人士宴请，也是“一往不返，闭门不出，不交一人。即问有酬酢往还，又皆彼国所谓夤缘之辈，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悉庸流，辄徒为西人见笑，以为东方之人，不可予语”。这种身在异国而仍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导致观察学习西方强国机会的丧失，等到“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
寻求富强之源
何为西方富强之本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建忠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认识。他说：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钟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综合各国政事，马建忠指出西人经验“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从此，富国厚民成为马建忠坚信用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良方，这种思想在他1890年写的《富民说》得到集中体现。该文开篇明义：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论述以前的中国，商业往来主要内循环于国内，财不外散；而开埠通商之后，出口远不抵进口，每年外流银两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何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磬，民何不贫？”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闭关锁国，不对外通商，“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进而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降低国内赋税和出口关税，增加出口货物，同时提高货物质量，尤其是中国传统强项丝茶类。二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以国产品替代大量进口的外国货物。“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机”。三则是更多开发国内矿山等自有之财。
马建忠将重商求富作为强国之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富与民生紧密联在一起，并进而提出独立民权和三权分立思想，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为惊世之论。他指出，西方百年来“政治聿新，商贾通而生路日广，议院创而民情可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无侵吞之虞；狱讼则比事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