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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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与施也”。的确，在共和革命最终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困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大问题，并非根本质疑封建专制的合法性，也非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意识，而是忧虑朝廷和官僚与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隔阂，即“上下不通”。王韬把国家制度分成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理想的制度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对王韬其他同时代人来说，议会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沟通上下的制度而提出的，尚未具有西方分权制衡的内涵，但是，认识到皇权无限扩张的恶果，倡导基本民权，对晚清中国士人来说，不能不说一大进步，尽管早有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在先，但毕竟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异端邪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界通常把王韬这类人物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洋务派官员划在一起其实并不恰当。虽然在现实中，王韬的确一再寻求洋务官员的提携，但就思想层面而言，他还是远远超越了体制内洋务官员的，即令是张之洞出版于1898年《劝学篇》，也还在道貌岸然地说倡导民权是破坏“三纲五常”。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看，也正是王韬这一代边缘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民族的形成不单在对抗外敌，更在内部整合和认同，以及基本民权的落实，否则人心涣散在所难免。
同时，王韬终究也难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欣赏议会制的同时，又时时地要用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来比附。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王韬相信中国在秦代之前的夏商周三世是一个君民亲密无间的理想社会，而秦代后则厉行专制，最终将国家政治变为一姓私产。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以近代民主政治连接上下，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以为是“有三代以上之遗意”，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无非是“礼失求诸野”，这样一来当然也为改革在传统的框架内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时限制了对西方制度本质的认识。从这里，还可以理解何以晚清知识分子直到很晚才萌生反满革命的念头，因为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之专制实始于秦代而延续二千年，并非是满清之过。王韬明确强调，“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对西法的信心可见一斑，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使得王韬无论在上书太平军时，还是上书曾国藩时，都主张他们争夺长江中游，而不要惊扰西方势力的大本营上海。但不论如何倡导西学，其实都不能动摇王韬内心对儒家之道的信仰。尽管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期间就成了一名“基督徒”〔9〕，然综合其日记、文章来看，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基督。他认为，儒教的真谛就在“三纲五常，以人治人”，道的核心“不外乎人伦”，同时，道具有永恒的先验性，即使孔子，也不是创道人，而只是弘道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这位著名的晚清思想家，也未能脱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桎梏，虽已入于“西政”一层，于“西教”终于还是隔膜。
当王韬欧游结束返回香港，并创办《循环日报》后，他就将主要力量用在大力宣传西政和变法上，倡导在中国开矿、修铁路、建学校、办报纸，直到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和后来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影响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两代变革者。他曾应邀访问正处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被奉为上宾。直到1884年，时过境迁后，王韬才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终于回到上海，任《申报》编纂主任；1887年出任中外合作的上海格致书院掌院，成为名至实归的社会名流。然而，除去外在的浮名，王韬至死都一如既往地忧郁和悲怆。当他面对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而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始终是一个被放逐的孤独者和崎零人。王韬本人是家族中数代单传男子，但却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中，一个在嫁给《申报》主笔钱昕伯后早亡，一个“生不能言”，此种打击对旧时文士而言，恐怕再风流的才子也难以排遣内心苦痛。长期酗酒买醉，造成他的体质很差，中年即常常喀血，乃至处于“久病垂死”的状态，多年流寓域外，心境更添悲凉，归国后收入微薄，经济拮据。而国势之不振，政府“措施之颠倒”，有时促使王韬因忧时伤身而“旧疾陡发”，甚至产生只求速死的念头。病中的王韬，唯有佛学的空寂尚可提供一个心灵避难所，他感叹“数百年后，如烟如泡，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
，要“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这些言辞径直取自《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更可证王韬之不可能为基督徒也。中国的士人固一日未敢忘忧国，然性格又偏柔懦，自身处境和国家命运常常纠缠不清，当两者均不如意，而又缺少天伦之乐时，纵使此时豪情万丈，彼时放浪形骸，心灵深处惟余残破和虚空。王韬说自己“一息犹存，尚思报国”，但极度苦闷中竟也会“歌哭无端，悲愉易状”，便是这长哭当歌长歌当哭的真实写照。环境如斯，时代如斯，性情如斯，际遇如斯，便是真才子真名士亦难真风流！
注释：
〔1〕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页。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194页。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4页。
〔4〕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
〔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84页。
〔6〕鲁迅：《谈金圣叹》，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香港文学研究社1973年版，第403页。
〔7〕王韬：《彛拔穆纪獗唷罚赡嗣癯霭嫔�1994年版。
〔8〕王韬：《彛袄厦褡源罚杖嗣癯霭嫔�1999年版，第158～160页。
〔9〕（美）保罗·柯文：《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页。
忍辱负重青山留 ——孤独的思想者郭嵩焘
忍辱负重青山留
——孤独的思想者郭嵩焘
？ 车玉铸
一
公元1891年的一天，在湖南湘阴，有一位七旬老人，面对着镜中暮雪容颜，不禁油然而生怆然，在无限悲凉的心境中，他赋诗写道：
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个悲伤的老人便是1879年卸任英法公使回国后，连京城也不敢进就黯然回到湖南老家的大清帝国正二品大员郭嵩焘。技术上而言，归国的他仍然是钦差使臣的官衔，但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都对他异常傲慢，甚至恨不能以卖国贼子视之。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1818年生于长沙府属湘阴县。他自幼从父受读，十一岁入湘阴县仰高书院读书，十八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交往甚密。1837年，他中举人。此后十余年以教馆为生，直到1847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在郭嵩焘考中进士的时候，中国已经因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开始了艰辛而屈辱的近代化进程，少数清醒的中国人开始了对是次战争失败的反省，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认识。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1844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刊行，但这些书刊在当时的影响力应该是相当有限的。直至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梁启超这样的博学敏感之人，居然也到半个世纪后才知晓这些书籍的存在，可见这类书籍在当时影响力之小。
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从来不乏敌强我弱的情形存在，但中国始终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因此匈奴也好突厥也好，最终仍不得伤我中华分毫的概念于中国人的心底深处植根，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乃至后来更长的一个时间。此时，我们甚至都不能说这是一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中国人，最大的可能是这次战争的失败根本就不曾在当时国人的身上留下明显伤痕。林则徐面对这种情形，也不禁慨叹“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虽然郭嵩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也曾入幕于浙江学政罗文俊，并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1〕但究其根本，此时的举人郭嵩焘可能更像是一名激情荡漾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受的只是想像中的投笔从戎的豪情，对于“沧海奔鲸”的巨变形势并没有什么深刻认识。
二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在这场平定“发捻之乱”的内战中，郭嵩焘却表现得十分出色。他始而推动了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雄心勃发，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来与曾国藩联手，这就直接奠定了湘军架构的形成；他甚至还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布告也同样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郭嵩焘在这场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终于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重视，被召入朝任职。
北入京师之后，郭嵩焘先后出任天津海防、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1863年郭嵩焘来到天朝的最南端、近代中国多事之地广东，署理广东巡抚一职。
由于郭嵩焘拙于行政管理的缺点，导致其在广东政绩平平，而且这个“著述之才”在性格上又很有几分桀骜不驯之处，当年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时就曾经因为与僧王抬杠而受到降级三等的处分，在广东与总督不合倒也是意料中事，但他同时却遭到儿女亲家左宗棠的再三弹劾，终于被朝廷以虚衔打发回乡。
郭嵩焘的好友“曾、左、彭、胡”这四位“中兴名臣”，此时已尽皆官居一品，和他们相比，“赋闲三品”的郭嵩焘在仕途上不能说是很得志，但他作为曾经一方的封疆大吏，仍然受到世人的足够尊重。
尽管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他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的任职经历，也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进一步，在思想上开始了对于夷夏之辨的沉思，从而也埋下了日后他被时人唾骂的种子。
三
蛰居八年之后，朝廷重召郭嵩焘入京，不久就被委以“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但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2〕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文祥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七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到：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由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