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1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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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石油工业遭受着苏联整个社会所遭受的同样的混乱以及人心涣散消沉。苏联人今天极其急切要把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引进到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这种急切心情使人想起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新经济计划期间表露的心情，他当时谈论要把“1　／4　的巴库”拿到国际上去拍卖。西方公司现在是很感兴趣的。苏联的天然气蕴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西方公司认为，石油上的潜力可能也是庞大的。但是西方公司——而且确实还有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觉得，成为苏联整个制度特点的组织不善、政治冲突、死气沉沉、混乱、捉摸不定和风险使他们裹足不前。苏联的能源部门也受到继开放性和取消共产党的高压控制之后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民族冲突之害。同十九世纪的兴旺时期（当时巴库是世界上两大石油产地之一）迥然不同，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今天的石油产量仅为苏联总产量的3　％弱，但它是支援全国各地石油工业的服务和供应补给的主要来源地。阿泽尔人和亚美尼亚人1989年爆发的内战，是1904一1905年的流血暴力行动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如今作战用的不是单发的步枪而是连发的AK－47自动步枪。上述的以及其他的民族冲突最终可能严重妨碍石油的生产，并从而进一步减少苏联石油向世界市场的输出。苏联进入世界市场的石油太多的担心，曾在石油史上激起很多的危急事件，在九十年代这种担心很可能由于苏联生产的重大短缺而倒转过来。然而到最后，如果发展顺利，苏联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要是发生新的出于意外的事件，新的危机，我们是否作好周密的准备？在1973年石油冲击以后，很清楚，石油公司不能也不愿由它们来单独应付危机，需要一些国家的政府来担当这一角色。在此后的一些年代中，工业国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已建立了一个能源安全系统和战略储备，例如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德国和日本的类似储备，可以起到防备短缺、安定人心的作用。国际能源机构提供了作出协调的反应以及在各国间交换及时和准确的情报的结构，这对于避免任何恐慌是绝对必要的。以往的石油危机表明，到时候，市场会进行调整和分配。那些年的危机也证明，一些国家的政府表现不错，它们没有被一时的企图控制和微观操纵市场的诱惑所动。当然，政府在局面严重动荡不定、人心惶惶、指责四起的时候要不采取行动也难。然而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五次大破坏的过程显示，后勤和供应体制能够适应到这样的程度，即石油短缺最终不像预料的那样可怕。确实，真正的问题到头来不是绝对的短缺，而是供应体制的破坏和对石油为谁所有问题上的混乱状态，结果是在极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改组体制。
　　　　即使经验告诉我们可以有妥善掌握的反应之途径，也存在另外一些主要的问题。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政治制度面对战后时期代价最为沉重的最大破坏之一，而陷于瘫痪。愤怒、指责、找替罪羊，这一切代替了对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作出合乎情理反应的形式。水门事件当然可以说是原因之一。然而那种支离破碎的可以引起争论的反应的局面，以追求形形色色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为特点，使人们有理由深思，即使海湾危机得到解决，美国在长时期中如何对今后的能源需求和危机作出反应。　　　　一种新秩序
　　　　萨达姆。侯赛因通告世界其他地区，他很可能试图再次使用石油武器。但是一个老花招新发展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武器的锋芒转而对准了他自己。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的石油出口遭到联合国禁运。将来谁将最有效地挥舞石油力量：石油公司，产油国，消费国政府，或者甚至也许是消费者自己？尽管私有的石油公司由于其绝对的规模和财富仍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已失去他们一度拥有的独特力量。洛克菲勒、蒂格尔和德特丁的时代早已过去。在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石油公司一直是受到认真调查、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大西洋富田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说：“石油工业就像一头试图在光秃秃的原野躲藏起来的廉鹿，我们无法保持低姿态。”仅此一端就将继续限制石油工业巨头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以后的全盛时期，多国石油公司，如他们的批评者和对手所指责的那样，确实好像具有主权国家的特色：他们自己的贸易条件、众多献身的公民、使多数国家的财富也相形失色的资财、它们自己的对外政策，甚至自己的航空公司。那时，产油国还很最弱，或者仍然处于殖民地状态。而为数不多的石油公司却掌握着技术、后勤、市场、资本的控制权和奥秘，有着放眼世界的眼光。当年这些公司有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强有力的后盾，或者至少看来有这种后盾。在战后年代，大石油公司所以能支配、控制、拥有权力，还由于美国为首的总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性质。
　　　　然而，由于新公司——国营的欧洲国家出类拔革的公司和美国的单独经营的公司——进入世界石油工业以及由于非殖民化，到五十年代后期，石油公司的权力已经开始打退堂鼓。英国从一个帝国成为一个为国际收支差额所困扰的贸易国。在法国找到其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之前非殖民化的创伤左右着法国的政治。而美国自己的力量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为维持这种秩序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削弱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石油生产国不是通过总括的新协议就是通过国有化和断然没收的手段，剥夺了西方石油公司甚至更多的权力。因而到九十年代初，尽管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仍然相当大，它们的政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但是，它们不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也不能把它们同致命的章鱼相比拟。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很大的、官僚作风的公司，在公司结构内部控制风险，开会讨论巨额现金的流动，充当一些国家政府的承包商，为自己的利益在美国、北海和其他地方搞生产，在世界规模的基础上动员技术人材并且拥有一大批炼油厂和加油站。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离开美国的油田，美国的“独立经营的公司”成了多少是一种濒于灭绝的品种，至少在八十年代下半叶是如此。恩里科。马太的“七姊妹”——包括法国出类拔革的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八家——不再存在。海湾石油公司已经消失，而其他的公司——不仅是大石油公司，而且是较小然而仍然是国际性的大公司——多半撤出各个地区，经历了一个退出和收缩的过程。上自高级管理人员下至加油站工人，都削减了——今天在美国销售的80％的汽油是由消费者在自助加油站添加的。此外，议程也变更了。整个工业面临的最大的单个挑战也许既不是在供应方面，也不是在需求方面，也不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而是在继续完成能源供应的传统工作的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要求。而这种新现实使整个石油工业处于守势。
　　　　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将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彻底修正。它看来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坐上主导交椅位置，肯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私营企业的胜利。然而它并不说明石油公司恢复了昔日权势显赫的地位。由于石油已变得“更像其他的商品”，因此石油工业已变得“更像其他的行业”。
　　　　可是，在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掌握的似乎注定要改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石油威力今日又如何？自从标准石油托拉斯1911年解体，石油工业的真正财富和威力往往不是来自下游，即炼油和销售，而是来自上游，即所有权和对地下石油的控制。这就是说，石油出口国的国营公司今天有着杰出的地位，它们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一群——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墨西哥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至少在1990年以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这里仅列举数家。可是如今石油的威力已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大了。虽然，拥有石油在七十年代被视为在全球称雄几乎不可少的条件，但西德和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八十年代在经济上的成就证明并非如此。日本这个世界上的新银行家和经济超级大国，其消费的石油99％以上是依靠进口的。石油出口国可能已把它们国境内的美国公司的资产收归国有，可是如今拥有纽约市埃克森石油公司大楼和洛杉矾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大楼的不是石油出口国的地产公司而是日本的地产公司。伊朗国王这个七十年代石油威力的化身的衰亡显示，估计这种威力的程度和寿命比原先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而在九十年代，科威特人以不同的方式懂得了在另一种威力的面前石油威力的局限。
　　　　那么，石油威力究竟是一种幻想，还是一连串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情势的产物？它是一时的现象，还是到头来是国际生活一再出现的固定特点？控制大的油源或者至少使用大的油源的可能早就构成一项战略目标。对此是毋庸置疑的。它使国家能够积累财富，为其经济提供燃料，生产和销售商品及劳务，建造、购买、迁移、购置和制造武器，打赢战争。然而它也是可能过高估价的一项目标，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的现实正开始受到质疑。　　　　第三次环境保护浪潮
　　　　即使世界仍然靠石油而转动，经济靠石油而生存，对碳氢社会的一个新挑战已经出现，这一次，挑战来自内部，预示一个巨大的对抗很可能将影响石油工业以及今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业世界如今正面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新兴浪潮。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浪潮的重点是清洁的空气和水，上面有着“美国制造”的醒目标签。由于它推动从烧煤迅速向燃料油转变，使世界石油市场很快趋紧，从而成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准备舞台的主因之一，它对能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七十年代期间，安全因素突出起来，经济艰难时期促使人们再次强调工作机会和经济成就，环境保护运动失去了部分势头。在第二次浪潮中，着重点比较狭隘，更多集中于放缓或停止发展核力量。它在大多数工业大国中取得了成效，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先以为是对付石油危机主要途径的策略。
　　　　第三次强大浪潮开始于八十年代，并仍在向浪峰挺进。它引起了广泛的支持，径直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人口统计和党派的差别。它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关注的问题，包括从热带雨林的枯竭到垃圾的处理的种种环境公害。其总的关切不下于对我们的行星性质的关切。
　　　　也许，触发环境保护论新浪潮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始于1986年4　月，当时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核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失去了控制。反应堆本身在部分核溶化中销毁了，放射性发射物的烟雾喷出，由风带往欧洲大陆辽阔地区。苏联政府的初步反应是否认，并谴责关于核灾难的报道是别有用心的西方新闻媒介的杜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基辅火车站骚乱、大批人撤走、死亡和灾难的流言传到了莫斯科。国际间的批评日增。但是欲盖弥彰，促使人们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进行更多揣测。最后，事故发生后两个多星期，戈尔巴乔夫上了电视。他的讲话完全没有苏联领导的特征，与克里姆林宫历来同其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沟通思想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宣传，没有否认；严肃、忧郁地承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事故。只是到了那时，苏联人民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才理解头几天的情况是危险得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领导层中有些人后来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国内走向公开性和改革的一个重大政治转折点。以往把环境保护的弊病一股脑儿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有些西欧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东欧以及苏联，环境保护主义成了反共的最重要的团结号召之一，也确有道理。因为随着铁幕的拉开，揭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可笑的统治所遗留下的主要遗产中就有环境退化和污染灾害这类骇人听闻模式，其中有些也许已无法逆转。环境保护的考虑必将成为东欧国家新的民主议会头等重要的争论议题之一。
　　　　切尔诺贝利及其无形但致命的危险威胁和关于技术失控的警告，大大地推动环境保护主义的新浪潮。在美国，另一件大事虽未对人类的健康或生命构成同样的风险，却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发生于1989年3　月24日星期五，午夜过四分，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