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1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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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成是当代难以消除的问题。
受油价上涨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不幸苍天未曾赐予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七十年代，油价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最为严重，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受到同样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而且油价上涨也使他们的国际收支陷于瘫痪，牵制了他们发展的能力，甚至完全阻止了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出路是借贷，因此“欧佩克”国家相当多的剩余美元通过银行系统“回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它们就以举债的权宜办法对付石油冲击。；但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类别——“第四世界——来概括更低一层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被打得人仰马翻站不起来，它们的贫困也更为加剧了。
发展中国家的非常困难的新问题是使石油输出国处于一种为难和尴尬的境地。它们毕竟也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如今宣称自己是“南方”的先锋，要设法结束工业国家的“北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它们说，它们的目标是要强行在全球把财富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起初，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它们自己的商品出口和总的前景，高声欢呼“欧佩克”的胜利，并宣布它们的团结一致，而这时正是对“国际新秩序”议论纷纷的时候。但是“欧佩克”的新油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一些石油输出国实行他们自己的借贷和供应石油的计划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石油输出国的主要反应是鼓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南北对话”，并坚持把油价和其他发展的问题挂钩，直言不讳地主张促进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197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是要体现“南北对话”。一些工业国家希望，由于它们的参加，他们取得石油就有了保障。法国人对基辛格在石油禁运期间发挥的领导作用仍然耿耿于怀，并长期嫉妒美国在中东石油上所处的地位，他们推动这种对话是作为取代美国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另外一些国家比较不事声张，把“对话”视为消除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对抗，并提供对付石油涨价办法的一个途径。虽然对话进行了两年，花了很大力气，但最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而收场。参加国甚至不能就一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对其余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紧要的实际上不是巴黎动听的词藻，而是他们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市场上呈现萧条的现实。 沙特人对伊朗国王
在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本身成为国际上的头号奇观。全世界的眼睛集注着它的会议，以及它们的戏剧动作、盛况和骚动，人们的耳朵急于捕捉世界经济动向的任何风声，竭力要听到某部长堂而皇之穿过大饭店休息室时对高声提问的迅速回答。继欧佩克之后，石油语言——“差数”、“季节浮动”、“存货积累”——这时成为政府决策人、新闻记者、金融投机商的用语。虽然欧佩克在此期间通常被说成是一个“卡特尔”，其实不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前中东协调人霍华特。佩奇1975年说：“你可以把欧佩克叫作一个俱乐部或协会，但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卡特尔。”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伸手去拿一本《芬克和瓦格纳词典》，词典给卡特尔下的定义是：“生产国控制某个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的一个联合体。”欧佩克当然试图确定价格，但不是确定产量——还没有。没有配额和指定的生产水平。根据某种提法，市场实际上不是由一个“卡特尔”，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不守规矩的寡头卖主垄断”所操纵。在此期间，大多数输出国实际上是按生产能力生产。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确定其产量是为了实现其价格目标。
为回答关于油价上涨的批评，石油输出国通常的回答是指出，如果人们剖析工业国的消费者按每桶油计算的石油制品所付的价格，西方政府以税收名义获得的收入比欧佩克国家以出售石油所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这是西欧的情况，那里历来征收高额石油税。例如1975年西欧消费者购买石油制品所付的钱，约45％归政府所有，约35％属于欧佩克。其余20％用于船运、提炼、商人的利润等等。这个论点对美国来讲就不那么正确。因为那里的税收构成只占18％，而属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约占50％。在日本，政府拿28％，45％归欧佩克。不论如何折算，消费国政府对欧佩克说法的回答是，它们在本国国境内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向他们的公民征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的销售税的宏观经济后果跟“欧佩克税”的宏观经济后果惊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消费国在1974年到1978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油价将继续上升还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稳，从而为通货膨胀所削弱？经济是增长还是崩溃、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数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然欧佩克通常被说成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中东两个最大的产油国，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斗争的焦点。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国家一直为谁生产的石油最多而竞争，现在这两国仍然为价格和争夺优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在伊朗国王看来，1973年12月油价上涨是他的伟大胜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契机、机遇和前景——仿佛上天赐予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收入，以实现他建立他所谓的伊朗伟大文明的雄心，并且解决伊朗日益增大的国内经济问题。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说过，“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开飞机，开汽车，驾驶油艇——速度！”伊朗国王把他爱好速度的激情运用于他的整个国家，企图飞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无视这种高速所引起的激动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许多不同意他迷恋现代许多新玩意儿的人的反感和不悦。国王声称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它将成为新的西德，第二个日本。他吹嘘说，一伊朗将是世界上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之一，人们梦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大量石油金钱的流入使他脱离了现实。国王让他的野心和梦想弄得身心憔悴，他开始相信皇帝的种种气派排场。谁敢不同意国王的意见、进谏和传递任何坏消息呢？至于对待提高油价的批评，国王的态度是尽量挖苦和傲慢地打发回去。他说，西方的通货膨胀使得有理由进一步提高油价，他不信所谓高油价本身可能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对美国大使说，“工业大国可以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干坏事而逃之夭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要你知道，伊朗国王不会在油价问题上屈服外国的压力。”而且伊朗的石油储量比较有限，至少同其邻国相比是比较有限的，这也为主张提高油价宜早不宜迟提供了根据。因为如果迟了，伊朗的石油储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后还有伊朗国王的傲慢。过去的种种屈辱这时可能统统被埋葬，所有的讽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顾。1975年时他说，“有些人过去认为——也许有些人今天还以为——我是美国人手里的玩物，为什么我要同意充当玩物呢？我们有理由拥有力量，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做别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进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时候，伊朗国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沙特人从来不赞成1973年12月油价上涨的幅度。他们认为上涨的幅度太大，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构成的危险太大。他们害怕经济上的后果。而且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失去对欧佩克对石油作出根本性决定的控制，这是对这个石油王国的存在及其未来极其重要的。油价进一步上涨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周期的反复出现不符合沙特人的利益。沙特人由于他们的石油储量丰富，与伊朗不同，保持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要对他们有着决定性的利益。他们担心高油价和由此引起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节能，甚至采用其他燃料，从而改变并压缩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们的石油储量减值。
从以上考虑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的国家，譬如从人数上讲，并不比弹丸之地的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危险的期望，削弱使这个王国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沙特人也不愿意让更高的油价干预和破坏他们在阿以冲突方面的目标或者使之复杂化。而且他们担心高油价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不稳定到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七十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困难似乎使政府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在意大利是如此，而且共产党人在欧洲地中海沿岸掌权的前景使沙特政府深为不安，沙特政府对苏联阴谋包围中东已经非常害怕。
利雅得还有另一个心事，那就是伊朗。他们深信伊朗国王竭力提高油价目光过于短浅，过于为他的野心所驱驶。进一步提高油价只会使伊朗更有钱有势力，使它能购买更多的军火，从而改变战略的均势并鼓励伊朗国王在海湾称霸。沙特人间，美国人为什么对伊朗国王那么着迷？1975年8 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向华盛顿汇报说，扎基。亚马尼说过，“伊朗和美国永恒友谊的谈论使他和其他沙特人恶心。他们知道，伊朗国王是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的心态非常不稳定，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力就有问题。”亚马尼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离开舞台，我们也可能在德黑兰遇到一个暴力的反美政权。”
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多种多样原因，沙特人在欧佩克的屡次会议上有目的地、强有力地推行他们反对进一步提价的方针。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一个时期甚至迫使欧佩克接受两种不同的油价：沙特人和他们的盟友阿联酋一种较低的油价，其他十一个成员国一种较高的油价，当其他石油输出国寻求提高油价的理由时，持反对意见的沙特人会提高产量，设法削弱市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他们可维持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 亚马尼
在沙特人上述的所有谋略中，人们的注意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艾哈迈德。札基。亚马尼。对全球的石油工业，对政治家和高级公务人员，对新闻记者以及在全世界看来，亚马尼成了事实上的石油新世纪的代表和象征。他有一双大而清澈的似乎一眨也不眨的褐色眼睛，和一撮经过修剪的略微弯曲的山羊胡须，这副面容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为了追求简单化和个性，也是对沙特阿拉伯不透明的政治结构的反应，全世界有时候混淆了他的作用，并把他说成拥有比他实际拥有的更大的权力，归根到底他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代表，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代表。他不能强制规定或单独决定沙特的政策，他可以影响沙特的政策。他的外交作风，他高超的分析和谈判的本领，他应付报界的能耐，这一切使他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权力增长还由于他的命长，他呆在那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要长。
虽然人们都管亚马尼叫“族长”，拿他的情况来说，这个头衔是对像他这样的杰出平民的尊称。按出生经历看，亚马尼是个汉志人，一个来自比较世俗和商品化的沙特红海海岸的城里人，而不是一个来自比较偏僻的沙漠酋长国的内志人，内志酋长国是拥护伊本。沙特发家的根据地，把利雅得看作是他们的中心。亚马尼在1930年生于麦加，正是那一年，圣约翰。菲尔比说服老国王伊本。沙特相信“这个王国要摆脱极为困难的财政状况，唯一的出路是让人家勘探石油和矿藏。”在亚马尼的童年时期，骆驼仍然挤满了麦加的街头，亚马尼晚上看书，不是靠油灯就是到已挂起了电灯的清真寺去。
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宗教教师和伊斯兰律师；他的父亲曾是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这种知识和宗教虔诚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亚马尼的世界观和聪明才智的发展。在他的父亲回到沙特阿拉伯后，他们家在麦加的房子成了他的学生集会的地方，“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法理学家，他们和我父亲讨论法律和辩论案子，”亚马尼后来说。“我开始参加他们的讨论，而且在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和我往往还会几个小时不睡觉，他教导我，也会批评我的观点。”
亚马尼的聪明才智早在沙特的学校念书时就已显露。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