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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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就是怪物了，它只是使人变得狭隘偏执，还读它何用？
　　偏偏市场上充斥着这类书，这类书永远是书市的主流产品、主打产品。读这些书先是汗出遍身，纵横成渠，而后胸膈间的迷雾愈浓，不由得怀疑起来：书果能排难解惑乎？近年书价如鲲鹏展翅，一路腾飞，以其内在价值论，果物有所值乎？吾常疑乎是。
　　装订成书的文字产品，学养性、文采、实用价值，三占其一，可矣；三占其二鲜矣；占齐者绝无仅有。
　　然而，过于悲观亦不可取。
　　在文道式微的弱世，只要锲而不舍，也能偶尔淘到好书。因为也有笔耕者独辟蹊径，傲视同侪，写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佳作。
　　五十年代初，胡先骕研究员冲破禁区，出版了一本名为《植物分类学简编》的书，对前苏联李森科所谓“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伪学术提出了异议。这是近半个多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一部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著作，尽管出版后不久该书就被销毁，胡研究员的创举却永远写入了学术史。
　　白鹿之鸣，起于空谷。在学术沉沦的一片喑哑中，马寅初走出“人多力量大”之误区，以如椽之笔写出了不朽之作《新人口论》。这是部“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警世之作，其价值几乎可以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埒。如若顺着该书思路走下去，不仅今日不必再为人口拥塞而苦恼，公职人员也可大量缩减，其效益实在无法计量。此书出版未几，势骄焰盛的衮衮圣崽们便捉笔涂墨，大张挞伐。马寅初一人力敌千军，虽力不逮，亦未溃败退缩。
　　“文革”初始，正统之外的言路遭封杀，网罗所向，群鸟声噤。“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顾准偏偏“时危亦论文”，在浑浊的空气中，涵泳于自己所开辟的空间，思考深入，剖析綦详，事事通过自己头脑，绝不俯仰随人，写出了大量珍贵文字，被后人冠名以《顾准日记》、《地上的天国》等书出版发行。顾准痛斥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荒唐与危害性，向沉迷不悟的国人猛击一棍。
　　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出身”两个字曾让多少年轻人胆寒，让多少有志者丧气。在血雨腥风中，只有遇罗克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不管环境多么险恶，还是满身书生气，一腔热血涌，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用逻辑推理与严密论证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精微奥博，深透劲锐，虽身陷囹圄亦不改初衷。现在，遇罗克遗墨已经被整理出版，书名为《遇罗克遗作回忆》。囿于时代局限，遇文难以避免地使用了当时的流行话语，年轻人读了或许稍有抵触，须知，遇罗克就是因为这些文字而罹难，结束了他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
　　“文革”过后几十年，在国外“文革学”已经成为显学，在中国却问津者寡。巴金老坦荡清醇，胸无宿物，从不怨天尤人，总是把矛头直指自己，托物行吟中，表露出“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的做人准则与一颗澄彻无尘的童子般的赤诚之心。巴老甚至对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耿介不休。如此真诚清丽的文字，沐手恭读，顿生景仰崇敬之情。我想，在巴老面前，那些做了错事不肯认错的人，那些个人恩怨睚眦必报的人，那些只会倾吐牢愁从不躬身自问的人若良知尚存，一定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巴老晚年写出的文字，至情至性，妙笔葩芳，自出机杼，表现出一个蔼然长者不因老而自弃、不因病而自怠、不因名而自傲的风度。这种风度绝不会因他身体的衰老而失去光彩，也不会因时日的迁延而被人遗忘。或许有一天他的《家》、《春》、《秋》会被遗忘，但晚年所写的《随想录》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那是用血写就的，是中国现代忏悔文学之嚆矢。巴金老也不无缺失，但《随想录》并非心血来潮，更非为了出风头，完全是为了向历史负责，向国人负责，向自己的灵魂负责。
　　邵燕祥也是一位忏悔者。在那个年代最优秀的精英多是右派，何况爱写杂文的精英。右派，这两个字是与数不尽的苦难与屈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因言罹祸，因正直罹祸，因政治需要罹祸，背负这一千古奇冤，被其吞噬掉最宝贵的年华。本该愤怒地朝天一阙，诅咒与控诉给自己终生带来厄运的宿命，最少也该用沉默表示抗议，然而邵燕祥选择了忏悔，他以“万方有罪罪在自己”的伟大情操写了《人生败笔》。这部书的分量与他所受的困苦是等量的。
　　原作家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口述完成《痛思录》，字数虽不多，文字也未精雕细琢（受客观原因限制），读后却有明确清澄、昭若发萌之感，像我等年岁大些的读者不由得也跟着他忏悔起来。八十岁的老人拖着病弱之躯写出这样血泪凝成的书，说明韦老记忆力惊人，更说明韦老的情操高尚。此书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明辨了这样一个是非：人并非因自我张扬而美，恰恰相反，人因忏悔而美。
　　九十年代中国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出版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部书打破了散文=风花雪月、喜怒哀乐的公式，把散文引进了更高的境地。我敢断言，这部书是为数不多的靠质量而不是靠炒作畅销的图书之一。好书是不归类的，说它是散文可以，把它当小说读也未尝不可。说它是政论可以，说它是游记也无妨。读起来抒心骋怀，如何评说就看读者心情了。这样的书，暌违久矣。
　　有时书与作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是余秋雨，世纪之交的《千年一叹》，质量与《文化苦旅》当在云泥之间。若余氏不写《千年一叹》，改写《忏悔录》（每一个人都有忏悔的义务，何独余秋雨乎？）之类就好了……
　　李锐备尝险恶宦情，有感而发。文同其名，行文鞭辟入里，笔锋锐可断犀。他所经历之事几乎皆在他审视范围之内，无有遗漏。《李锐文集》简直就是那纷纭诡谲的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百科全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胸罗丘壑，语列烟霞，过眼之事尽行鞭挞。过来人读之，大有过来事被廓清、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之感；后生读之则恍然大悟：历史并非都是海晏河清。这样的书虽厚而不觉得其赘，虽杂而不觉得其烦，再出十部八部也不为多。
　　学者治学分三种情况：一曰为学问治学；二曰为自己治学；三曰鲠骨在喉，不能不吐。钱理群属于第三种。看得出，《钱理群文选》中所选，大多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之作。我的关于中国人“吃人”的知识几乎全部出于该书。我原以为，吃人的含义是鲁迅所说的“礼教吃人”，只是个比喻而已，万万没有想到，真有人拿活人大块朵颐，而且这也居然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对钱先生对鲁迅的研究不以为然，我常想，文豪真的值得许多人专门研究他吗？但研究也有不同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钱先生的研究，看到他不时迸出的思想火花。
　　我曾认为杂文快要绝种了，读了牧惠老人的《杂文随笔自选集》之后，改变了这一看法。牧惠老观察问题深入细微，刺时喻世深刻到位，加之文笔利能切玉，批评中夹缠讥讽，读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不是翻阅他的文集，几乎忘记了作为中华文明遗留物的华表曾经有过类似现代社会新闻报纸的功能，也不会注意到刘邦是三呼万岁的始作俑者。当然，还会忽视许多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人人都忽视这些问题，问题几就极有可能变为疽痈，最终让我们在麻木中“疽痈发于背”而亡。
　　《王小波文存》是本杂书，内有小说、散文、随笔，也有个别篇幅有些论文性质。“王小波现象”并不奇怪，说明好东西总会露出头角来，无论是在作者生前还是死后。这并不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十分在乎文字带给自己什么，那么这些文字就很难是一流文字（当然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说）。读王小波的书比较经济合算，所费时间不多，收获会很大，也许这便是他的书受欢迎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喜欢读他的书与他认为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这一判断大有关系，一般，我一见到对上山下乡“一分为二”的文字我就不想往下看了，因为同病相怜，我也下过乡。
　　二十世纪是消灭文言文的世纪，然而世纪末，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新文言》的小册子。这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振奋了；何况有些篇幅的水平并不让古代士大夫。文言文是一种文化与文字游戏。既然是文化游戏，毫无异议应该保留。尽管《新文言》所收入的文章有一部分不那么够格，但瑕不掩瑜，其中有若干篇佳作，已属不易。这些佳作高超清旷，古艳不群，织锦铺霞，妙笔生花，让人反复吟诵，爱不释手。
　　说到文言文，不能不提到伍立杨这个名字。众人皆醉，惟我独醒。虽世人皆以白话为时尚（“白白益善”），但伍立杨独守文言文之残垣断壁，成为这块失意领地上的孤胆英雄。文笔精警内敛，韵味超尘拔俗，其自选文集《夜雨秋灯有所思》，空林黄叶，随风飞雨，书室散墨，弥漫着浓郁的文言文墨香。我每每惊其神妙，辄萦梦寐。它告诉我们：读书小札、生活心得、灵感火花，无一不可以文言文形式加以记述，其效果绝非普通白话文可颃颉。当然时代在变，文言文也在变，但简练、优美、隐约，此三者乃文言文永恒价值之所在，岂因人弃之而不复存在耶。
　　一般我不喜欢对话体裁，然而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大作——《告别革命》除外。因为这个对话太重要了，兹事体大，容不得不关心。这部书对法国大革命作出了全新评价，对戊戌变法作出了精辟诠释，一新人的耳目。假设这部书早一百年问世，暴力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就不至于大至于斯了，不会有那么多的军阀混战了，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番面貌。当然这个假设毫无意义，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却有着巨大意义：改良一种制度比解构它有效得多。
　　随着散文热的扩散，散文的赝品也在增多，《周国平散文》是一部飘散着哲学气息夹杂着哲理的好散文集，与好书三个标准中的两个沾边，几乎每一篇都可读。要知道，现在的散文集，随便翻开，有一篇可读就相当不错了。篇篇可读，是个可靠的指标，说明具有相当的质量，非吟花颂月的闲文可比。我读书从不落泪，然而读了《医学的人文品格》一文，我落泪了，因为这篇文章的分量几乎等于作者女儿的生命的分量。一篇文章的分量等于一个生命的分量，这样的文章怎能不是好文章呢？
　　摩罗《自由的歌谣》开首头一篇题为《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这是我所读过的忏悔文章中写得最深刻、最感人的一篇。正像作者给栏目立的标题那样，这是“灵魂的忏悔”，而不是嘴的忏悔。忏悔是人类永恒的需要。学问家不可能垂制千秋，政治家不可能昌炽无极，只有人类忏悔精神能够与生命同在，垂于永久。当然，代表自己忏悔抑或代表民族忏悔，这属于个人的自由，只要真诚，都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说到忏悔，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也充满一种深沉的民族忏悔精神。虽然文笔尚欠老道，但翔实的内容足以弥补这个并不严重的缺陷。徐友渔与我同庚，故他所经历之事，我大抵也都经历了，只不过他在四川，我在北京。地域之差不会使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形成捍格，因为地域只能阻隔良风美俗，阻隔不了罪恶，所以我目睹过的罪恶几乎与他书中所写雷同，我读了这部书大有似曾相识之感。
　　后生可畏，在文坛表现尤为明显。青年作者余杰的新作《爱与痛的边缘》恰恰处于牧师与律师的边缘——他一边宣谕爱一边阐释理。他思想敏锐，才思横溢。精辟处辞妙意赅，如诗如药。他最擅长抓住问题做深入浅出的分析，遣云使水，命雷掣电，左冲右突，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在学术功底上还有待于夯实，不过，这对于余杰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开岭也属于“后生”之列。读了他《激动的舌头》后，我的舌头也激动起来，欲一吐为快。他在对俄罗斯文人的叙述中充满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在对中国往事的回忆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辞章突兀精警，内涵丰赡邃远，内容与表达结合得比较完美。这对于三十刚出头的人来说是很难达到的。
　　此外还有李慎之的《重读大师》、肖开愚的《散文与人》、陈四益的《绘图心百喻》等佳作，不再一一细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没有开列长篇小说与诗歌，这是因为我虽然做了充分挖掘还是没有发现好的。天不随愿，吾奈之何？
　　我未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