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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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慕柯、兰金、弗里德曼、德福尔热、芮玛丽和罗斯特）认为“从这一时期看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源”。另一主要学派（如FranzMichael）认为社会发展并没有导致共产党人的革命，相反，倒是导致了“后来中国历次革命谋求加以结束的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社会”〔23〕。对于这种争论，有的美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辛亥革命“存在着政治上的进步和社会意义上的退步”，希望今后的辩论“具有更大的精确性，更高的质量，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历史本身，而且历史的撰写，都应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前进。”〔24〕四、　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程来看，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在对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美国政府自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不可能像美国公众那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直到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始据史实指出，美国的政府当时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茫然无知，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傲慢态度。（二）美国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重视从史实出发，要求并努力以辩证的方式研究孙中山和和辛亥革命；他们虽然惯以“外部冲击论”的思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但经过探索还是转向从内部发展变化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因，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他们重视跨学科研究，经常对研究的情况作出评述，还把美国和全世界的研究论著编为详备目录。凡此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自当取其所长，丰富和推动我们的研究。（三）如将我国和美国的研究成果两相比较，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总体比较，或就有关的多本专著、论文集以及孙中山全集和年谱的编纂分别予以比较，无疑中国的研究走在前面。但如换个角度，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我们对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研究相比较，即两国关于对方国家主要革命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程度比较，中国的研究则要显得逊色。（四）当然，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作用有的估计不足，对孙中山的反帝认识多有贬低，怀疑“以俄为师”未必真诚，所谓只有台湾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都是与史实颇有距离或完全违背历史真实。（五）应该说，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和台湾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资料编纂规模，专著水平，乃至年谱大事记之详尽都取得显著成就，似应在继续共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拓宽视角，加强深度，继续细化，以期能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地登上国际学坛，与世界文化接轨，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增进祖国统一、推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类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1〕张绪心、高理宁（Sidney　H。　Chang　and　LeonardH。D。Gordon）：《中国共和时期孙中山研究书目》，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50页。
　　〔2〕　《万国公报》第95册，1896年12月。
　　〔3〕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万国公报》第145册，1902年。
　　〔4〕1911年9月9日海军部长致国务院函，国家档案局893。00/545。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　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
　　〔6〕　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294～295页，伦敦，1972年。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　以上三文先后见《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3日、10月14日。
　　〔8〕　美国《文学文摘》第43期（1917年10月28日）、第44期（1912年1月13日）。
　　〔9〕　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26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0〕《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11〕《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二）第469页；又见《革命文献》第66辑第462～473页。
　　〔12〕《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二）第471～473页。
　　〔13〕转引自邓丽兰：《孙中山与大银行家戴德律》，《团结报》1995年5月3日。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1页。
　　〔15〕〔19〕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载苏联《历史问题》1962年第12期。该文提及英国记者辛博森用笔名发表的《为中华民国而战》（伦敦，1918年），误将他当成“美国”记者，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辛博森小传。齐赫文斯基此文，杜华译，李玉贞校，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此处所引分别见于第288、292页。
　　〔16〕史扶邻：《近50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见《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3、290页。
　　〔17〕　见注〔15〕所引书，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290页。
　　〔18〕　按此二书均系1943年3月在重庆出版。
　　〔20〕此段参见樊书华：《美国辛亥革命研究简介》，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陈福霖：《评一个英雄形象的缘起：孙中山在伦敦（1896～1897）》，《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9卷第1期，1989年6月。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
　　〔22〕〔23〕〔24〕周锡瑞：《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书海淘金

　　书　海　淘　金
　　？　王　澍
　　书如海。
　　海被工业污染，生出了以赤潮为代表的种种异象，海底世界生趣消弭，探海者意兴阑珊。
　　书海的污染，绝不亚于赤潮，书的世界垃圾淤塞，异味弥漫，书痴不得不掩耳拥鼻，蹙额横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扒开厚厚淤泥，困难地摭拾贝壳。
　　不是吗？无病呻吟的滥作，翻阅几十页而不知道所云为何，读之徒费时间与眼力而已。作者自读或许洋洋得意，收获到名声与稿酬，像是狎弄者得手，沉眠于无聊的快感之中不能自己。他人读之则如嚼木屑。这类书以自传、回忆体居多，所以一般我见之而绕行——特别是有名无实的“名人”自传、“名人”回忆。
　　应时之作也是垃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官的不满足于权，要讨个高级职称，少不了写上两本书以为资本——于是乎书肆多了些捉刀劣制；经商的不满足于钱，还要博取个“儒商”雅号，不免写几本书以附庸高雅——于是乎书肆多了些卖弄风骚的赝作；演艺圈的人不满足于口，也要试一试手，写一本不过瘾，自然有第二本、第三本接踵出版以示博学——于是乎书肆多了些病句连篇的谬制；有过一次非凡经历的人不甘寂寞，总要把自己的经历公布于世，哪怕只写一本，以使自己留名……写书固然是好事，太多太滥了就会带来麻烦，让读者无所适从。书肆每多一部鲁鱼亥豕的滥书，就给淘书客多带来一份困难。诚如一位哲人所说，有的所谓“学术著作”，罗列的都是些“让人难以消化的知识石块”；有的“儒商”的大作浮泛苍白，贫血软骨，除摭拾他人余唾，别无新见；有的演艺圈人士在演艺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爬格子时虽以大手笔自居，写出文字却如稚童习作，只有权充中学语文老师教学时当作病句范本这样一个功用，其余一无是处。至于顺风撒土、顺水推舟的庸书与鼻息如虹、凌人讥世的劣制更是汗牛充栋，恒河沙数。这些劣质图书堆积在书店，形成书山书海，把本就凤毛麟角的好书掩盖了起来，让爱书族望之浩叹。
　　最令人心烦的是千书一面，似曾相识，翻一本而知其余。孤陋如我，书架上也赫然摆放着十多本唐诗选本，内容雷同，只是封皮设计略有差异而已。人家送我，拒之不恭，只好让它在书架上睡觉。唐诗是精粹，重复出版，除去浪费别无更多弊失，炒作那些人们已经知之熟稔的话题，复述那些已经讲过百次的故事，就让人不得其解了。每年上万种出版物中，有新意、有创造性、有开拓性价值的不过寥寥几本，出版物的数量与学术的质量形成强烈反差。有些低劣读物，从头翻至尾，发现不出一句心底之声、簇新之论，还不如五月上市的鲜鱼经些时候，放到书架上，未几便纸腐墨臭了。
　　歌功颂德、互相吹捧之作也让人讨厌。批评，实写作之要义，真理需要批评，贤者需要批评，好书需要批评，只有谬误、强梁、坏书需要抬轿子、吹喇叭，2400年前的孔子尚且知道“春秋责备贤者”，今人反倒把这个道理遗忘得干干净净。偶有批评，多为人身攻击，而非真正的观点交锋。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学术交锋的规则，规则不建，游戏自然玩不成。难怪踏破铁鞋访遍书肆也觅不到“人得之解颐，鬼闻之欲泣”的力作。
　　茅盾所言极是：中国学术，一向崇“正学”，贬杂学，崇正经正史、义理辞章之学，贬稗官野史、闲书杂览之学。除去茅盾所说，中国学术还贬批判“正学”之学，不管批判得有无道理。无论正学是正是歪，只要它当道，批评学术就永无繁荣之日。走进书肆，满坑满谷都是一个面孔的正学（如儒学）读物，看题目就烦了，谁有翻看下去的耐性？
　　兹不论学术，从纯文字技巧的角度看，说现代人的写作水准在急剧下降，也并非危言耸听。如今上青天易，觅读后如饮醇醪的好书实在难。不时在书架上看见《XX散文精选》之类，几乎每次都是先喜后忧，翻看之后只好将其放归原处。“散文”版本汗牛充栋，然而十本中难得一本配得上一个“文”字，不过都是些滥竽充数之作。曰散文者多散而不文，行文如同白话，甚或比白话更加啰嗦冗赘，照此下去，早晚有一天“写书”要变成“说书”。看来散文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堪忧矣。更有甚者，偶有写家写出佳作，呈给编辑，编辑早已被平庸稿件倒了胃口，看也不看便束之高阁。血性写家几经挫折，也不能不肠断心枯，金盆洗手。这也是市场上好书匮乏的原因之一。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奇事：一位朋友送我一部书，观点尚可，内容也详实，然而文字诘屈聱牙，如读天书。我好意指出他语言表达方面的缺失并劝他先学习语法，语法通了，再写书也不迟。谁知被他推辞，他说，什么语法，无非是一种规矩，我为什么不能自立规矩，让大家都以我为准呢？这番高论令我捧腹大噱。然而他写作热情高涨，手写字变为了铅字，佩紫怀黄，春风得意，又签名钤印地送书与我，我实在不忍心一棍将其拂倒。然而谬种流传，是要误人子弟的。我想，像我的朋友那样不会写偏要写的，绝不在少数。
　　就书的主流渠道而言，近一二十年的流行读物，或是“修禅谈玄”的（如南怀瑾等），或是“疑古考据”的（如二月河等作家），或是炒三十年代冷饭的（如梁实秋作品等），或是写现代小说的（如贾平凹等），或是在名人之间挑逗是非的（如王朔等），或是写热点、焦点人物纪实的（如叶永烈等），或是谈成功的（如卡耐基等），或是大谈特谈经营智慧的（如王力等）……动辄厚厚的几部，都曾极一时之盛，成为书肆中的抢手货。
　　这些书固然并非都不可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修禅是人生最高境界；认为皇帝个个旰食宵衣，爱民如子；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字能够填补今日文坛的空虚；认为粗俗的床上戏是文化大众的骛趋；认为调侃谩骂是文艺批评；认为人所关注的是人中之精而不是人性自身；认为读一两本书之后就会炒股票了；认为经营之妙谛都可以笔之于书……如果读书的收获仅仅是这些，书就是怪物了，它只是使人变得狭隘偏执，还读它何用？
　　偏偏市场上充斥着这类书，这类书永远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