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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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浦如果活到今天，或许不致落到那样的境况。今天的社会，为牛浦们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多如牛毛的报刊，使他们不必有当场献丑的尴尬，他可以隐身幕后，把东北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拿到西南的报刊上去发表，再把西南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拿到东南报刊上去刊登，作者的名字当然已经更换，无论赵钱孙李，一律姓牛。如果有人发现，前去追究，他也满不在乎，反而会笑嘻嘻地对你说：别在意，我们的收入不错，如果先生什么时候有暇到敝处，定当扫径迎候。他们的生意确实做得红火，剪刀加浆糊早已变成了扫描仪和电脑，通过网络，联系着的报刊遍及全国各地，谁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盗用了多少文章。牛布衣的太太，可以为了丈夫的死活同牛浦打官司，而今日被盗名的活布衣，却大多不愿为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大动干戈地对簿公堂。一来赔不起时间，二来赔不起诉讼费，即便诉讼得胜，所得赔偿也寥寥无几，而财大气粗的牛浦们，哪里在乎这点小钱！碰到这样的一伙儿牛浦，你能有什么脾气？时至今日，牛浦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把昔贤与时贤的文字拼拼凑凑印成一册或一套，他们就是主编，名字比作者更大；这里抄几段，那里抄几篇，改一个书名，他们就是作者，再找几个哥们儿一吹嘘，立即跻身名流；滥印古书，即称泰斗；请人捉刀，也成新秀，所以今天的牛浦，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也太平得多。这也是昔不如今的地方。言念及此，不免感叹牛浦之生不逢时。偷钱有律量刑，偷名呢，借用孔乙己的一句话：那是读书人的事，似乎还是风雅之举呐！
但有名场在，就有偷名的人。偷名者不绝，《儒林外史》不朽！
念楼小抄（之五）
王渔洋谈诗词？ 钟叔河 文 何立伟 画用 典■做诗不可能完全不用典故，但一定要切合此地此时此情此景，要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使与整个作品浑然一体，叫读者看不出是在用典故，才算高明。
从前御史董公下放甘肃，告别诗中有这样两句：孤单单一人往西北走河水却照样向东南流都以为是普通平常的叙述。后来读《北史》，见魏孝武帝往长安依靠宇文泰，走到黄河边，流着泪说：“这河水向东流，寡人却要往西走。”才知道董公是用这个北朝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不禁深为佩服。
【念楼曰】五四时提倡白话文，反对用典。鲁迅却开篇就是“大欢喜”、“陈死人”、“首善之区”、“夜游的恶鸟”、“猩红的栀子”，这些都是典故，不过有的也经过改造，和御史董公一样，做得比较高明便是了。
北魏孝武帝元修是高欢拥立的皇帝，他去投宇文泰是才离虎穴又入狼窝，在黄河边上说的话还有下半句：“若得重谒洛阳庙，是卿等功也。”可见其不得已，果然到长安半年后便被弄死了，不能自主的皇帝也不好当啊！
【池北偶谈·用事】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骥外迁陇右道，留别余辈诗云：“逐臣西北去，河水东南流。”初谓常语。后读《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上，流涕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语本此，深叹其用古之妙。
含 蓄■ 诗文都要含蓄，含蓄才有深度，词曲也是一样。
主流派的词讲究婉约，最含蓄的要推秦少游和李易安；柳耆卿的描写曲折细致，却嫌过于渲染。非主流派则追求豪放，最成功的当然是苏东坡；辛稼轩也许豪气更足，却失之于粗；刘改之有的词一味逞蛮，更谈不到含蓄。
学填词的人，要学会区别他们不同的风格。
【念楼曰】词原是歌女唱的歌词，自多咏春花秋月，鬓影衣香，渐渐演化成新体的诗，仍以写男女情怀为主。高级文人感觉神经纤细，这方面的表达和领略，都会很含蓄，很节制。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李清照的“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都是好例，故能成为公认的绝妙好词。柳永的“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也是言情，却太亵露了。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也改变了词的风格，“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往情深而豪气固在，又还是含蓄的。辛弃疾好词太多，但如“老子平生，原自有，金盘华屋”，有意粗豪，诗味反而少了。刘过的“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之类“豪语”，念都念不顺口，更不能倚声，便不是含蓄不含蓄的问题了。
【分甘馀话·诗文词曲贵有节制】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
意 境■ 颜之推很赞赏王籍游若耶溪时写的两句诗：蝉在用最单调的声音不停地诉说着寂寞这鸟儿一开口才觉得林子里真的是清幽他认为王籍写蝉噪，写鸟鸣，都是为了写出无人喧闹的意境，这是从《诗·小雅·车攻》篇中下面这两句得到了启发，才写出来的：伫听着战马长长的嘶鸣凝望着军旗呼拉拉飘舞这的确是心领神会的话。
《车攻》写的是军旅，王籍写的是山林，二者迥不相同，创造出来的意境却一样。可见学古人不是要袭用其题材，而是要学他创造意境的手法。
【念楼曰】 《颜氏家训·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独绝，物无异议。……《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
《梁书》和《毛传》不必多引，反正这两句诗好是事实。常说立言能不朽，其实竹帛纸张寿命有限，全靠有人读有人理解。若颜王二公，可说是解人了。
史称王籍七岁能文，有集行世，却只有这两句传下来；但有这两句，就比乾隆皇帝的四万多首强得多了。
【古夫于亭杂录·勿袭形模】 颜之推标举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以为自《小雅》“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得来，此神契语也。学古人勿袭形模，正当寻其文外独绝处。
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 张注洪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至今已经九十春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它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上一世纪中，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中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并不断开展研究和讨论，回忆和论述文章连篇累牍；国外也多有论评和研究，遍及各个国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在国外论述中，美国占有颇大分量，即以近五十年国外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博士论文而言，在182篇中，美国占99篇，占53％〔1〕。本文拟对美国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与初步考察，以期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察与态度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起义就颇注意观察和了解。这自然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它却是后来研究的渊源和发端。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很早就受到美国官方的注意。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英美在华基督教会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1896年就曾就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予以报道，谴责孙“鼓煽狂言”，“谋为不轨”，并攻击孙在获释后“且敢连篇累牍刊录西报，谤毁星使，不遗余力，种种悖谬，其罪亦重”〔2〕。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孙中山参加了由日本人士支持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反美独立战争。美国驻日使馆监视彭西（MarianoPonce）、孙中山等人的密谋与运输枪械活动。
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前述的《万国公报》亦曾由主编林乐知（YoungJohn Allen）撰文咒骂说：“汉口始发难，惠州即相继揭竿，余不暇责其命题之支离，而不得不责其作法之乖戾，尤憾其富于才而贫于智，明于事而用于理，遂致死伤枕藉，仍不免陷于斯世之罪人也。”〔3〕可见，在美国当时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眼里，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尽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9月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F。M。HuntintonWilson）当即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Joseph B。Murdocd）“派遣舰队为当地的美国人提供最大的安全”〔4〕。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WillardD。 Straight）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惋惜清亡、蔑视造反的口吻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就抱怨道，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5〕。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他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还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rederickMc Cormick）和美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D。Tenney）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6〕对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在美国官方眼里完全是不值一顾的。
在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漠视甚至敌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同时，美国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热情的支持。当武昌起义后第三天，就有美国新闻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等文，报道了武昌起义和建立共和政权的过程。其中援引发自上海的电报说：“武昌已宣布成立共和政权。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武装力量已从汉口开拔，准备与来自北方的清国皇家部队作战。”文章还盛赞“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等〔7〕。《圣路易斯邮报》并指出，美国公众大多数人都希望辛亥革命可为“整个亚洲的复苏指明道路”〔8〕。在上海，还有美国的传教士，在1911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又有人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9〕至于从行动上支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美国人士还是大有人在。支持者的言论反映了他们的观察和认识。1904年孙中山在致公党顾问黄三德陪同下访问了麦克威廉士（C。E。MacWilliams），两人商讨了写文章向美国国民开展宣传及宣传品的印刷等问题，随后与王宠惠合作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8月他们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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