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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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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缺乏东洋的那种色情风味,也不像台湾那样,咖啡厅、舞 厅、理发厅、理疗院、三温暖,甚至连变相的医院、加油站都可以 是色情的场所。美国前一阵子揭露的“宝岛玉女卖淫案”,显示 出本地社会从台湾与韩国进口了自身所没有的异国色情风味。 中国没有像基督教文明那样将“灵”与“肉”截然分判,或者 高抬理性以驾驭感情,也没有视“自然”为必须用人力加以控制 与征服的对象。事实上,西方生殖器主导的人格,其所强调必须 予以控制者,正是性欲,好比中国的和合式的人格必须予以约束 者乃是攻击性一般。
此外,西方人也视“分离”为成长的必经手续。它保障了一 个成人有自力组织去获得性爱的能力,而不像东方人一样,必须 借“相亲”去完成“成人”的任务。然而,很吊诡地,“分离”却同
 
时是一个不利于性爱的因素。尤其在今日的美国,个人也许对 性爱很开窍,也具备充分散发这方面讯息的肉体,在进行性爱时 也会像体操一般猛烈,但对泯灭自我疆界的亲密关系,处理起来 却有点神经质。一般来说,一进入亲密关系,即易出现反弹作 用,甚至立即转化为憎恶与被害妄想。因此,人与人很难走在一 起,走在一起的,也往往导向“异化”的性。
性之为物,其实有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一面。性爱达到 高潮时,也正是个人的理性的自我疆界瓦解、必须失去控制(亦 即是“丢了”)的时刻。因此,西方人对“性”的看法也是充满暧 昧性的。一方面,他们以一个人有否从事这方面的能力,作为其 是否“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却视理性控制能力之薄弱为儿 童化的倾向。例如,“人际关系的分析”(transactionalanalysis) 一派的心理学说,即视一男一女之间的互相挑逗为“儿童对儿 童”的行为。甚至弗洛伊德学说本身,也一面视“潜伏期”以后 的“生殖器阶段”为人格的全面成长,另一方面却又缅怀失去了 的乐园,视童年“恋母”情结的被压抑为最大的“异化”。近年来 的一部弗洛伊德派的小说《白色旅馆》(TheWhiteHotel)甚至用 性幻想的方式表示:口腔型的———亦即是双方都将对方完全吞 掉的———性爱乃是最令人向往者,也是在现今这个理性社会中 不可再现者。
因此,不少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东方持有性幻想,尤其 是男性对东洋娃娃与东洋色情风味的向往。他们借着理想化的 “东方”,以重温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必须压抑掉的那部分。
4。“自我”之被非组织化
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局面,曾经有不少人 试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去加以解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是采取“封建说”的,但是,这个说法既然很难自圆其说,于是, 也有不少论者试图在“封建说”中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 分———例如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迟滞的,虽然它也经历所有人 类社会共同经历的五大阶段,但是它却具有独特的“亚细亚”道 路。
这种试图折衷两种说法的最巧妙者,莫如以下的一种说法: 中国在原始氏族公社还没有清算殆尽的基础上,就进入了奴隶 社会的阶段,结果,奴隶社会并不能如在西方那般盛开,就拖着 氏族公社的残余进入封建社会,自然,连累到封建社会的发育也 不健全,使资本主义社会迟迟地难产。
换而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也必须经历五大阶段但 又不得不承认它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的折衷论,所想指出的是:在 中国,总是旧的拖住新的,应该死去的拖住该诞生下来的。
对中国历史形态之停滞不前,上述这一类概念化能否加以 解释,姑且勿论,它倒是引起人们注意到一点:中国的历史形态 确实缺乏向前开展的意向。
笔者认为:姑勿论几千年的停滞不前是由几个未经清算的 “生产方式”叠床架屋造成的,抑或由其他的原因促成的,这个 由几千年历史的总堆积呈现出来的开展意向的缺乏,亦必然不 可避免地浮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换而言之,每一个中国的“人”正是被其文化设计成这样的 一副样子———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被堆积着如此的一组 文化密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
中国人“成长”的内容,只是“一人”之“身”的“快高长大”, 以及在“二人”关系中如何懂得去“做人”。虽然,一个人生理上 的茁长势必带动他向成年迈进,但是,因为文化设计之拖后腿, 在中国人“身”上,“固置”在人格发展初期的“口腔阶段”上的情 形特别严重。在“肛门阶段”上应该受到的对身体排泄物与身 体动作的控制,基本上也未获解决。至于成年人“身”上应该装
 
载有“性”之内容,则处于窒息或半窒息状态,或无形状、无焦点 的泛滥状态。 中国人只能安于身体局部部位的满足,莫如表现在对“食” 的过分强调之上。
中国人的烹调术是世界上最精致也是最讲究味道的。侨居 世界各国的中国移民多半以经营餐馆业为主———可以说:它成 为了华侨的特色,从旧金山到横滨,唐人街的所在地就是“食” 的集中地。至于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意向,也往往说成是为了“揾 食”。
中国食物太过可口,因此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充 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这一个 倾向,笔者只有在到了美国和日本以后才发现。美国人的食物 热量很高,容易令人发胖,但每一餐的量并不多,吃饱了就算,而 且绝不可口,也不会引诱人饱了以后继续吃下去,因此,吃食似 乎只是为了替自己这部机器加燃料,以便继续开动去干别的事 情。在他们清教文化的心理深层处,好像过分讲究口欲的满足 是不会“得救”似的。日本人在饭店中侍奉的一餐量更少,因此 总是吃不饱,而且,虽然比美国的食物可口,但是与中国食物比 起来,不是过淡就是倾向于提供一种对感官的特殊刺激,因此也 不是为了令人多吃。于是,笔者就禁不住反省:自己感到吃不 饱,是量不够,还是因为一直吃中国餐,有为了口欲而吃过了头 的倾向?
世界上有像中国人那样吃法的,可能只有拉丁民族的法、意 人士,而他们的烹调术也是驰誉于世的。不知是否偶然抑或有 关联: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列于世界之冠,个人在自我 纪律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至于法、意等国,除了在经济发展方 面相对落后之外,还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国的经 济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而且,虽然不具有拉丁民族那种攻击性 而倾向于逆来顺受,但是,在外力制约不到的地方———例如公共 秩序———就呈现出更乱的状态。
然而,即使在这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对拉丁民族来 说,“食”只是他们促进生命欢愉感的主要项目之一,然而,在这 方面,性爱与肉欲满足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要。事实上,他们以 “醇酒、美人、欢歌”为内容的对生命的欢愉感,是与中国人自我 压缩的生命观刚好相反的。因此,中国人的“食”几乎可以说是 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而且,这种十分局部化的官能满足, 又是整个“个体”缺乏全面盛开的完整形态的一个外在征候。 换而言之,它显示出:中国人并未能够将“人”的潜在的内容充 分展现,就如同一个国家富于天然矿藏,却只懂得利用表土种 植,对潜在资源完全浑然不觉一般。
事实上,对一个达到“自我组织”阶段的人格来说,过分地 强调“吃”,正是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
在上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 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 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至于清 教徒文化,却正好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加尔文教义的前提上:每 一个人都必须自寻其“得救”之道,既不能依赖外力,也不能替 别人代劳,因为“私人得救”之法各自不同,每一个人唯一能行 的就是用自己的意志组织自己的一生。因此,并非偶然地,加尔 文教的一个派生流派叫做“方法教派”(Methodist,中译“循道 会”),在欧洲的加尔文教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种叫“精确教 派”(the precisians,因此,并非意外,加尔文教的发源地的瑞士 恰是最好的钟表产地)。
宗教的符号只是文化表层的现象,因此,在宗教气氛已经淡 薄的今日,“自我组织”则表现为:“个体”按自己不同的形态各 自组织自己这个动态的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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