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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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就说：“你不亲自找他？”他摇头笑笑，并嘱咐我，上款用他的别号。但在“文革”中，高老还是与大家“一锅煮”了的。岂但高老，在这大院子里，望重年迈如高一涵、吴贻芳等老人，也要在进入“总统”办公楼的长过道两旁，手持鸡毛帚到处掸掸。我住近吴贻芳老人的住处，晓得有夫妇二人照应她。夫作司机，妇作保姆，司机决不肯造老人的反。夫妇依旧照应老人，但老人也坚决不肯用小车子了。所以，我们也就常常能在三路公交车上碰着了。只见老人一手高举抓住车顶横杠，小脚伶仃颤巍巍地挤夹在人丛中。有一次居然有位年轻人给她让座，老人喟然说道：“你可怜我老太婆啊。”真是一语道尽沧桑。⑦
　　“文革”时同煮一锅，是为“锅友”，也算是受了一种洗礼。八十年代初，陶白同志探索历代研究《庄子》的情况，想同高谈谈，要我陪同，又要我约白老同去。白老居然答应了。我也是第一次登门。高老住一筒子楼楼上，走廊还是木板，可能是二十年代末产物，实在灰败。老太太在走廊上坐，一小凳上用一小木盆洗衣服。高老闻声出见，一见白老拱手相迎连说：“白匋兄，稀客，稀客。难得、难得。”就座敬过烟茶，陶老与主人细谈。我扫视周围，这是卧室兼书房，顶多十平米出头。一只小写字台，文具寥寥，似乎也没有书橱。白老拉拉我的衣袖，我依指一看，只见已成灰色的粉墙上，水迹模糊、苍茫一片。上面却用盖钉钉着一幅长卷。两人起身走近一看，竟是章士钊书赠此墙主人的古风一首。听说高老深研《庄子》。这高二适虽有殊遇，总还在凭几神游物外，败屋斗室何能限制他精神上的逍遥呢？似乎不久这位虽然一日名满天下，却只能神出陋室的老人也就弃世而去了。
　　我不晓得高二适先生在“文革”中被“煮”得如何。至于白老，我们都像荷叶上的水珠，虽落点不同，既落在一处就立即凑合而成一小撮。“文革”风起，一下子都滚进泥塘里了。污泥没顶，也就没有了什么私谊往来。但在同一系统，见面的机会无法避免。初期的批斗会上，主角轮不上他，大概以为没他的事，怜他冷落，梦神有时竟来与他亲近了。他体胖好睡，当副局长审查节目坐第一排，也会打起呼噜，表示他已去见周公，明示台上各位也可以稍事息劲。如今迥异往昔，是站到台上，奉命陪斗了。有次我见他又竟然懵着了。嘴角还顺溜溜挂着口水，因为隔着几个人，无法给他招呼。待他一觉醒来，微伸懒腰，显得舒服之至。所好突然瞥见当前情景，立即振足精神，面现哀戚之状，让自己进入与外部环境能融为一体的角色。但在狂风暴雨既过，开始了让造反“英雄”们舒筋活血的余兴节目，在虐而又谑的笑声中，就要他出场了。也许是更让人惨不忍睹的，他是被戏弄的对象。“英雄”们更可放手把文章做足。置身城墙脚的砖头，就是有一天竟然让它官复原职，再次沐浴于红太阳的光彩之下，他又能奈何谁呢？有一次在新街口胜利电影院里举行的大会上，他和另几位只是恭逢而敬陪人士，被勒令一字排开跪在台边。有个人雄踞第一排，旁边位子上坐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不久这男孩拿着一根手杖，迳直走到白老的面前，举起手杖在白老剃得光光的头上“卜！”敲了一记。白老蓦然受此一击，抬头看了一下。雄踞第一排的“英雄”，大喝一声：“看什么？难道还不认识吗？”儿子也跟着命令道：“低头！”随手又敲了一记。从此，每隔约十分钟就来敲一下。这样约敲十多次，邻座有一人说：“不敲了吧，再敲热水瓶要破了。”父亲笑笑说：“对，住手。里面全是资产阶级臭水，流出来要薰死人的。”这几十分钟里，白老的脸胀得通红，头皮则既红又肿了。他没有哼一声，甚至没有敢于再朝对手看一眼。他胆小。走出戏院，我问他：“什么人？”他说：“他看我必死无疑了！”经他一提，此人我也见过，原是给副局长抬花桥的，现在来抬棺材了。从前总是耸肩谄笑，现在则是开怀大笑了。这类怨恨起于何处哩？白老茫然。若是本有深仇大恨，有仇报仇，有怨伸怨，也还在理。现在的情形，却是彼此或并无芥蒂，或偶有小不如意，都可以成为飞来大祸。只能说人类在进化中有数不尽的劣根，远未淘尽深埋在心底。一旦受到鼓动，决堤而出那就恶浪滔天了。因为为所欲为可以不冒一丝一毫的危险，则懦夫也能立成恶棍。于是凶狠遍地。此外，世人中本来就不乏狡猾成性的人。“文革”一来，对于狡猾一道，又普遍特加引导，因为看着老实人和“硬头”吃足苦头，恍然于狡猾较易得生存，甚至飞腾。于是许多人参加学习。“四人帮”虽已打倒，市场也告缩小，而这两者：凶狠与狡猾的余绪，一时很难肃清。教子，传孙，绵延至今。虽然因为环境的改善，情知需加适应，则摇身一变，少数人甚至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使人目迷五色、善恶难辨了。也许谨守理性，尊重法治，可能逐渐还我清白吧。这当然是难办的事。但望日有所进，只进不退，或能如愿。
　　还是说白老，因为在“文革”中过分胆小，发生了多件使他自己后悔的事，甚至终生后悔的事。例如六九年在干校时，某天，小病没有劳动，蚊帐下着躺在床上，十多人的大房间只有他一人。不久来了几个人开会，听来是个专案组。谈的竟然是张慧剑。说是问题已基本查清，可以上报建议解放了。主持人声音很大。白老听得一清二楚。“文革”后他告诉我这件事，说是对不起相识四十年的朋友。当时因为怕事，在慧老面前连口风一丝都没有透。他说：“若是通个风，慧剑也许不会那样抑郁得病去世，今天还能于奇芳阁欢聚谈心吧。”我告诉他，那主持人是个机灵且主意极多的人，说不定他明知你在床上，有意高声让你将这消息传给慧老的哩。再说件使他至死耿耿于怀的事。那是六八年吧，大概下一步如何对待我们这些罪人的办法，尚在未定之天，就让我们回南京待命。他忽然来找我到他家里，说有两件事想商量。第一件想法一致：“只得如此。”后来也还算好。第二件事是，他决心将所藏字画扫数捐献给国家，了此孽账。我问他抄家后所余还有多少？他说三百多件。我说，不必了。开始时猛袭“敌”营，压垮“敌”胆的目的已经达到，乘机掠夺者也已很饱了，再来一次，于他们是利少害多。这都是你的命。为什么要画蛇添足？他的忧虑是只怕万一。“一旦再来，这批东西被发现，说我阳奉阴违，我的老命不就完了！”如此反反复复说干了嘴巴。他终觉风险太大。牙关一咬说：“就这样定了！”说办就办，从内室一捧捧抱出。堆满了一八仙桌又摆满了一双人床。从沈周到傅抱石，明四家（无唐寅）至今，第一、二流人物半数历历可见。他的这件风雅的事，其实是苦之又苦的，关系的争夺，真伪的鉴定，价格的计较，钞票的筹措等等，都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当然从天而降的喜事，乐得梦中笑醒来的事也有不少。总之他这数十年就生活在这苦乐相摩搓的夹档之中。是乐是苦，从他脸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二。有时他笑盈盈地，脚步轻快，想法探问，他高兴了，也会漏说出来，一般是守口如瓶，瓶中全无光线。所以我只记得有三件事。记得是否准确，无法保证。一件龚贤，磨了十多天，几乎跑断了腿才弄到手的。为了一件石涛，向好些朋友包括无存款的我都借到了，才凑足了钱数。再一件不记得是谁的大作了。他要，胡老听说了，也要。他不敢同恩师争夺，苦巴巴靠边站了。此人的东西胡老已藏有一件，见学生可怜就让他了。也有的事，因为争夺中重量级太多只好颓然退出。那是六二年听说某市出现了一页傅青主开的药方，许多人诧为异宝。白老早得消息，立即联系多种关系。后来听说各方函电如雪花般飞向某市，自知不敌，只得罢手。至于因此夫妻口角，回家没有饭吃，说是“你吃你的字画去当饱吧！”也不止一次。为这些宝贝，伤透过脑筋，多次流过汗，暗自洒泪也是有的。如今已找来板车要送去南博了。到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你横竖都交出去的，给我挑两把扇子。”他一听，双手直摇说是：“不能，不能，我不能害你！”我也不能陷他于不义，也就算了。帮他将他像蚂蚁一样爬山涉水一口一口拾来的宝物，结结实实捆在板车上。他随行去了南博。这是“马前泼水”，他当然想到过的。我颓然回家，路上心想，东西虽在国家能保完全，但瞻望将来，个人的文化生活，除了风扫荒漠，满嘴、满鼻塞满沙粒还有什么哩。岂知到了八十年代初，本来闲时赏玩、附庸风雅且又能招来横祸的美术品，陡然成了有价证券，身价之高使百年来习惯贫寒，听到一支来路货唇膏的高价都要被吓得面无人色的中国人，为之瞠目结舌。连忙回家到处乱翻一阵，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卖给收破烂的，没有剪了鞋花的，亦大有人在了。八三年，他又专为这东西找我来了。他说：“我那批东西，现在的行情吓死人了。你替我找姚迁⑧说说，发还给我吧。你叫我对儿女怎么交代？”我觉得太离奇，就说：“你捐出这批东西是自己立了字据的。这已成为国家的财产，姚迁有何权力能发还给你！”他再三说我同姚能说到话。要我勉为其难。我怕老先生急出病来，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去跑南博。姚的答复是意料中的。跑了两次，也是白跑，害得姚迁还手忙脚乱招待我吃了一顿饭。白老又有了主意。要我去拉××同去找姚，或许有点希望。我晓得这使××为难。我还可以向姚开口，他怎么能向姚开口？我又想某能去，姚不会一口回绝，总能细谈，细谈，说不定能有些办法。找到××，我说白老党外人士，尽尽人事吧。他也只得去跑一趟。到了南博，姚迁招待烟茶，因为他与××相识不久，谈话也就从容多了。我的意思是把来龙去脉摆一摆，考究一下各个角落，看看有没有理由稍为作些补偿。经过反复回忆，郑重商讨，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姚迁终于同意给老人作了一些十分有限的奖励。白老拿到这笔钱还说：“你说，回来的是几分之几？”我说：“老先生，慰情聊胜于无吧。”他又要请我上“六华春”。还要我代约××。我说：“这顿饭我吃不得。××更不会叨扰你这一顿的。这笔钱全部分配给儿子、女儿吧。不要再找话说了。自己的工资够用，夫人不需要用你的钱。”白老苦苦忙了一生的绝大部份的收藏，到此基本结束。
　　八十年代日益活泛起来，虽然也有个别地区并非如此，白老是寂寞的。南大已将他要去了。钱静人先是离开南京，回来后不久就病逝了。南大宿舍紧张，他住得逼仄。门庭冷落，不时跑半小时的路来我家闲谈。有次我小病，他说我其实没有懂得昆腔的好处。坐在床旁，以手拍膝曼声而唱。我似有所悟，我想若要人真的得到欣赏的欢愉，恐怕要决定于由谁在何种情景之中来唱。虽然，他的真情总是盘旋在我的心上的。以后这样值得回味的事，似乎就没有了。也因为，他先还能跑，后来要忍痛叫车了。有次是去高云岭看匡亚明校长的。告辞出门刚有三轮车，即来找我。不料由傅厚岗下坡急转弯车子翻倒，头皮擦破。到了我家见他额角还在淌血，使我吃了一惊，所好后来无事。我说：“你行动不方便了，有空，我就去看你。”以后虽还在带研究生，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了。研究生也拜托给远在中山大学的老同学王季思教授了。躺在藤躺椅里，自己站不起来。想到路对面马祥兴吃一顿，也远如隔山隔海了。九三年后，我外出了一个月。一回家沈就说，陶、吴二位都被送进医院了。陶老在说：“怎么连章品镇的人影子都看不见了？！”我立即赶去医院。陶白同志躺在床上，他的癌细胞终于扩散了。见我去，稍稍躺高了一些。听我东拉西扯说了一个多钟头闲话。我要走了，他说：“有空来同我说说话。”真是于心不安的事。三、四十年来，他常给我鼓劲、解困，一言难尽。他去世时，我却在北京，未能给他送行。他个性强悍。有时背后笑说他是“江阴强盗”⑨。“文革”风起，在江苏他首先被抛出，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批判，大概怕学生突袭，晚上在一处不为人注目的地方开。阴风凄惨，很使人感到恐怖。我坐在后座第一排。他从边门被押进来，恰巧经过我的面前。看他一如往昔双眼远看，稳踱方步，巍然无畏缩之态。此时还是原省委在当家，他还没有受到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