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枪俗肌Ｂ逞甘巧贸すセ鞯奶眉拢陨八篮笠惨辉僭獾焦セ鳎暇褂捎谔眉碌暮蟊妇簧伲浴奥逞妇瘛币惨恢笔锹逞负蠹陶叻锤凑叛锏模欢瓷儆泄俗嫉暮蠹陶撸挥腥颂岢肮俗季瘛薄Ｈ欢泄骷也坏枰奥逞妇瘛保枰肮俗季瘛保禾剿髡胬淼挠缕粽饺ㄍ挠缕跋癫悸撑的茄仙账涝诨鹦讨喜辉阜牌糁行乃怠钡难车勒叩挠缕晃亢列槿俸屠嬷晃搜罢抑腔鄱幌碌赜挠缕�
反思和盘点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谩骂，从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世纪末尾，谩骂者或许会博得一时虚名，年末盘点，被骂者可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是否首先应该遭到回击。好在拙文完成于二十世纪，也发表于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足够浮躁堕落了，且让我们共同约束，让我们能重新回归艺术，回归语言，回归思想，回归人民。在新世纪，作家的学者化将不再值得标榜，而是成为一个最起码的素质要求（正如学者的作家化本来也没什么可吹嘘的）；域外的新思潮将被我们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和仅资参考的范围内，不再左右我们的文坛风云；中国作家群中将诞生自己的卡夫卡、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且具有到眼可辨的中国特色。在下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被单独“立法”，在加强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同时，更注重本民族文学不可替代和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应恢复其原有的尊严和美丽，不再成为任何强势文化的附庸。
欲望号街车——代结语
在权力意志的发动机因老旧而动力不足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配备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欲望。于是当代文学成了一辆左右双引擎的有轨电车。当左边的权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血液）因用力过猛而有翻车出轨之虞时，右边的欲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精液）就开足马力保持平衡。反之亦然。这辆红色街车的表面虽然早已漆皮剥落，露出了铁皮的黄色锈斑，但老车做新，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喷涂上崭新的红色油漆。司机实在舍不得换一部新车，也没有自信换一辆无轨电车再重新自由驰骋，他担心自己的家底经不起重新创业的一番折腾，他只想对这辆老牛破车加以废物利用，沿着既定的轨道开一程是一程。然而无论新涂上的红色喷漆多么鲜艳，红漆下的铁皮锈斑已经越来越无法遮盖。实际上这辆过时的街车早已变色，所有的乘车者、候车者乃至下车者，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的旗帜已经不是权力的旗帜，而是欲望的旗帜。在人造的红色轨道上，这辆欲望号街车还能开多远呢？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感谢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的全程陪伴，我们的世纪巡礼已经到达终点——我要化蝶去作逍遥游了。新世纪再见！
二○○○年九月五日
（《齐人物论》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后：
庄周先生何许人也？自《齐人物论》刊出以来，每期都要接到不少这样询问或试探的电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嗯——不好说，因为庄周先生不是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也有穷追不舍的。我也总是顺着回答：是啊，几个人。对方听我这样回答，知道我是不肯说了，自然只好挂筒作罢。
其实，不是我故弄什么玄虚，而是庄周先生确实不是一个人，若是一一报上名去，不仅不会就此打住，而且会引起进一步追问：甲是哪里人？乙是哪里人？是否评论家？先前写过一些什么？而这些问题，虽不能说不值一答，但若要一一认真回答，又确实没有什么趣味。
有趣味的是《齐人物论》。讲句实在话，我是很喜欢《齐人物论》的。它举重若轻，生动活泼，不虚饰，不回避，不媚俗，不以权威自居，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说得那么漂亮，那么独特。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读到会心处常常会暗地里叫声好，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我认为，《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齐人物论》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
个性化批评是《书屋》一贯提倡的。《书屋》创刊以来，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批评角度的独立性，这也可能是《书屋》能够在众多书评类刊物中比较受到广大读者偏爱的重要原因。《书屋》上发表的诸多名文，不仅具有思想的前沿性和学理的精深度，而且大都具有文学的华彩和艺术的趣味。庄周先生正是兼具诸长的本刊重要作者，尽管他们不是职业评论家。
个性化写作，已提倡有年——虽如《齐人物论》所论，实绩还颇有限。研究和评论作家、作品的个性化批评，至今也仍是空谷足音。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到了九十年代，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都经过了某种重写。这些重写过的文学史比原先的文学史大有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传统文学史，大抵注重文学的政治性；重写过的文学史，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然而目前的文学史不论新旧，基本上都是教材。“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指的是重写文学史教材。而教材因其本身的特性，大抵不得不谨慎地呼应时代的共识，有时还不得不迁就时代的共同局限。也就是说，教材的作者大都注重观点的稳妥性和权威性。尤其是，教材不大可能追求观点的鲜明个性、思想的自由无羁和文体的新颖独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今年上半年我向长期以来倾力支持本刊的庄周先生组稿，希望能够打散教材的体系性，摒弃教材的讲章气，对现当代文学作出独具风骨的个性化评论，不求权威和全面，只求成一家之言。于是就有了第一篇《齐人物论》。
首篇《齐人物论》在今年第六期《书屋》发表后，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而且引起了知识界、文学界的瞩目。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了《齐人物论》的后续选题，初步商定为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板块，并且把它当成一本完整的小型文学史来写。从第九期开始，《齐人物论》又陆续刊出，反响更为热烈，大量读者来电、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许多读者还说，最新的《书屋》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读《齐人物论》。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我喜欢《齐人物论》，喜欢得将它视为己出，说得通俗点，就像一个大师傅做了一桌菜，听说客人吃得好，有味道，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说。
周 实 二○○○年九月于长沙
自己“眼中的梁木”与他人“眼中的刺”
？ 谢有顺
当文化界谈论忏悔、要人忏悔变成一种时髦，忏悔的真义实际上已被误读、改写和损害，直至隐匿。这个最初源于圣经的神学名词，在今天的中国，被一些文化人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专断的话语权力，一种据说可以测度一个人的心灵是否健康的古怪标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冷漠的词。他们举例说，日本人应该忏悔，“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人应该忏悔，余秋雨应该忏悔，诸如此类。这都没错，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我们对忏悔问题的思考，建基于怎样一种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向民众证实，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忏悔依然是必须而迫切的？另外，忏悔的哲学依据是什么？谁是忏悔的接受者和监察者？忏悔最终又要达致一种怎样的精神效果？
在类似的问题面前，多数人语焉不详，以致忏悔在他们笔下变得空洞，并带着强制色彩。由此也可见出，文化人有时对一些神圣命题的处理是多么的草率。我担心在现有的语境里继续讨论忏悔问题，可能会产生一批以审判者自居、只要求别人忏悔的奇怪团体，他们最终可能被自我的弱点和语言的暴力所捕获，从而不自觉地落入历史悲剧的圈套。这方面并非没有惨痛的记忆。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以忏悔的名义，用“赎罪券”的方式大规模敛财，欺骗信徒；在“文革”，认罪书像谎言一样的普遍，认罪成了逃生的手段。这样的忏悔有何意义？
忏悔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这表明，忏悔与每个人的内心和自愿有关，它最重要的精神基础是真实，任何外力的强制都告无效。危险正是蕴含在这里，一些人无视忏悔的精神指向是内顾的，自我照亮式的，而把忏悔改写为刺向他人的剑，这样不但不能使忏悔成为心灵自我修复的途径，反而会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仿佛被人揭发私隐一样难堪。当下会有这么多人对忏悔问题反感，我想，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我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人拥有天然的精神优越感，可以用忏悔为由向别人施压，即使是耶稣在地上传扬悔改的福音，也是以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更遑论我们这些常人了。无数次，耶稣诚恳地向犹太人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但都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攻击，耶稣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从他们面前退去，继续寻找属于他的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甚至当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他依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难道是耶稣的软弱吗？不，正是他的忍耐、同情和受难，唤醒了无数人灵魂上的觉悟，进而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罪人，才需要忏悔，正如是病人，才需要医生一样。然而我发现，那些控告别人有罪的人，往往把自己置身其外，他们忘了，大光临及一个人，首要的是照自己，而非检查别人。是谁赋予你审判的权柄？又是谁使你成为罪人中的特例？——他们可能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于这种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曾经很智慧地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七章）
这真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寥寥几句，便使人类的弱点无处藏身。在“刺”与“梁木”之间，先要去掉的是“梁木”，而忏悔，就是为了照亮原本隐藏的“梁木”——自我的局限性和罪恶感，是忏悔的核心内容。所以，一个活在忏悔中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而自省的人，他因着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一个活在忏悔中的人，绝不会声色俱厉地去审判别人，因为忏悔所指向的是赦免和宽容，而非审判。“人哪，每一个审判人的！你是无法推诿的，你在什么事上审判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这审判行这样事的人，自己却照样行，你以为能逃脱……审判么？”（《罗马书》二章）保罗说这话的目的，还是要人自省，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将审判的剑对准别人，否则它必然是一场浩大而可怕的揭发与互相揭发，人类会再沦入像“文革”那样的人人自危之中。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这些，真是至理名言。
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提及《约翰福音》八章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位行淫的妇人，被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抓住了，带到耶稣跟前，控告她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她，问耶稣怎么处理。他们说这话，目的是试探耶稣，好得着控告他的把柄，耶稣一声不吭，只弯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结果，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像钻石一样锐利的故事，它使人类真实的处境昭然若揭。这个故事至少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谁是罪人？谁没有罪？谁可以定人的罪？谁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能力叫人以后不再犯罪？对照起来，当下文化界被要求忏悔认罪的人太像故事中的妇人，而要求别人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