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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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党的周围。我们看到著名的晋祠塑像中一位老道的照片，谈兴和煦如春风徐来。白老和我都说像“吴老天”③。继吴天石来掌握这单位的是钱静人。钱不像他的前任。胆小、以小心对待组织、纪律著称。但究竟也是从“世家子弟”中分离出来的，又曾在上海读书，书生气却比“老天”要少。但对白老这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他的用人原则是：听他的，不替他惹事生非。遇事又能放得上台面的。书呆子，难免硬顶，他怕。白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因此，两人也就日益接近，白老也更认为“从一”未尝不可了。至于与机关里那些后来被牵进“胡案”的同志比较，虽说都是“五四”以后的学生，但揉合成整体的成份的偏重是不同的。他们与领导之间，说得重一点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些磕磕碰碰了。我一直游移在文坛的边缘，虽然江南江北跑来跑去，对此类邻里间的纠葛了解实在很少。钱，抗战一开始就在游击区，更是见树而未知有林的。在机关里只是力求和平相处，就一直这样糊着，直到一纸公文从天而降。
　　我与白老必要时谈政治以外，彼此更喜欢轻松的谈料。从私人关系说，他与我应该是谊兼师友的。所以，我听他的多。最能引发白老谈兴的计有：戏、词、画和美食。我不与戏改沾边，因为看戏费时间，我爱京戏，这感情虽从小就有，但幼年时有次看两军交仗，忽见一颗通红的脑袋（其实是个红布包裹）从台中间腾空飞来台口，吓得一连几夜做恶梦、惊叫，从此多年不敢进戏院了。所以我的京戏的知识与感情只是从留声机与《大戏考》上来的。他就大不同了，祖、父也可说全家皆是戏迷。先后寄寓津、京、沪，更是可以大饱眼福的地方。祖父与众多名伶包括谭鑫培有交往。父亲更能说戏。他以家教自小沉溺其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票房学老生。在扬州从名师更学昆剧老生。谈得最得意的一次，是说谭老板最后一次到上海。他们全家每场必到。最末一场竟特邀汪笑侬同演《珠帘寨》。一旧一新，一南一北。人都惯于盛赞珠联璧合，此则于悬殊处迸发出精彩。这大概是一切学术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吧？说到得意处白老竟让香烟屁股烫了手指。这时他在收画。解放之初，珍异弃于地无人停步注视。白老的奇遇不少。某年去扬州，看见利用大门堂开设的一家裁缝铺子的内门上挂了一幅立轴，因为串风，画被刮得噗噗作响。上前一看竟是郑板桥。原来是这大宅第的穷主人拿出作价付成衣费的。当然三文不值一文就收下来了。有时他也拉我同行，有次发现一柄折扇竟是冯梦龙画的山水，分明明人笔墨，不会假。他对这类偶而弄几笔的东西没有兴趣，晓得我猎奇，又以为我在搞通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工资可拿，钱要买香烟，烟瘾重于冯梦龙。后来听说这柄扇子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因此常被白老当作笑柄。我也竟有侥幸的事：只化了一元钱买了幅任伯年绢地团扇面，画的是“东山丝竹”。请胡小石教授鉴定，胡老说在任画中属中上。这次我一人独逛夫子庙，要是做白老的随员，这任伯年也不会明珠暗投落到我手里了。他谈抗战前南京的词坛，大概有个以吴瞿安、汪旭初，还有我不知究竟的陈匪石、石凌汉等为主，他也敬陪末座的“如社”。文酒酬答，盛极一时。他盛赞沈祖棻的颖才，也佩服唐圭璋的苦行。此坛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词人们流散各地。战后更是寥落。只有卢冀野混进政界，弹冠扬眉，同辈侧目。我问卢不在南京，哪里去了？他未作正面答复，却数说乔大壮在许寿裳惨死台北后，暗自跑回，于凄风苦雨之晚自沉于苏州。说来很觉黯然了。后来因为龙沐勋的殊遇，我再问起卢前。他才说了卢因惊恐得病而死，事前虽有周总理的关照，在他身上也没有能起作用。六二年赵朴初来南京，由我邀几位老先生谈谈。这边因赵身近日出处，也想听他的。所以人到得很齐。会前我同唐圭璋先生咬过耳朵，说客人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会上只有人说了一些毛主席诗词中用韵的问题，唐老是出名谦逊的人，终席未发一言。赵请诸老出示新作，很想拜读，也无一人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头来。看来往日词曲健将，不弹此调久矣。我爱诗，于词则疏远。苏以外，李家一男一女国亡家破之作啮人心痛。余下，脑子里偶而跳出来的，只是些断句了。晚清以来的作品更少接触。三十年代初，有几位平辈亲友，追慕名士风流，常常在一起搜索枯肠，像搭积木那样地填词，后来稍知好坏，找出他们的得意之作看看，觉得总不外用古人词汇，重复古人的意象与感觉。他们是兄长又是那样摇头晃脑苦推敲，虽有反感，遇着时总是走开，不想多话。我也想倘在康雍乾年间，锦衣玉食之余，尚多精力，各有所好，如此玩玩未尝不可。现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有一次他们又自我陶醉成一团。我竟像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拿了一本杂志朝他们面前一丢，大吼一声：“国家到什么地步了？你们还在吟风弄月！”这是本《生活》还是《永生》记不得了，但那淡蓝色的封面，至今如在目前。这是满页的一幅照片：一队日寇骑兵长驱而入一座雄伟的关门，门额大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厚重的颜体楷书。这封面的一边有触目惊心的方头黑字一行：“请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原来日本军队已经进了山海关。他们看了这个封面，相视无言讪讪地散了。其实当时或后，我自己读诗对卞之琳的某些作品就十分倾倒，还喜欢南星的一首《石像辞》。而对他们的苦效风雅，竟横刀一扫格杀勿论。对各类体裁、各类情调的作品，存在着个人的偏见，是显然的。五十年代初的我，究竟有了些长进，当然不会对人猛然电闪雷鸣了，但总以为白老当年的作品，无疑要比我的那些亲友要高明得多，但要跳出这一窠臼怕也困难。后来读了他的《凤褐庵诗词》方知他三十年代初的作品中也并非多是今人而古装的。抗战以后沦为难民，更能常有忧心国事之作了。程千帆教授的序言也说：“及抗战军兴，违难西蜀，遂更进以稼轩为师，而杜老忠愤感激之情，更往复于笔端。”解放后则多遇时酬应之作了。好作品当然不会没有。至于思想艺术皆臻上乘，　若依当时要求写来实在是件难事。老将们因此在与时享盛名的赵居士的相聚中，也就不想多事了。
　　在前辈文士中，“文酒”本来是相联的，相联于善于吟味的舌头。特别是从美食中吟出的味道，究竟与政治稍多距离。岂能久为牙关拘囿，于是白老又舌吐莲花，滔滔不息了。他尝遍川、粤、闽、鲁。淮扬本帮、徽州客菜更是童年的壅土。就是法、俄西餐也能说个大概的。当时又常参与内外贵宾的欢宴，较之一般干部“大口吃州吃�怠币�高出数筹的。我的口舌多年来只是谋饱的工具。由我陪谈，用以应答的一点知识，大多来自耳食。南京有关吃的掌故，可充长夜谈的不少。与文字关系较多的有：将错就错，一直享名至今的一家所谓马回回馆。这文物是吃历数朝的冒鹤亭发掘出来的。虽然局处穷郊荒街，店号上的几个字则大有明末风情。独有的出手不凡的几样菜肴为老饕们闻所未闻，连袁枚食单亦未著录，则为福王朝兵火劫余尚有何疑？后来又听说杜茶村的墓就在附近，老先生们于是考证出杜生前常来小酌，也不管杜当时囊中所有能否买得一醉。捧场者蝗虫一般四方飞来，一时名满京华了，又适当诗坛人望陈散原从庐山归来闻讯来访，放下筷子连说“不同凡响”。诗翁高处一呼，小报记者一片嗡嗡。几十年来各式小汽车也就川流不息，所好都是拿几只菜就走的，屋内还有余地放几只椅子可供陈、冒诸老就座。据说白老此时已有资格随侍左右，稍计年序似有差距。要说是朱希祖、黄季刚、胡小石诸老这一辈，白老是赶得上的。但无论那一辈，有件事是并无轩轾的。这是说名流们吃馆子，菜必精致，座能避嚣。吃过付钞，深通广告原理的老板必出来打躬作揖，坚决不收分文。名流们究竟非警、宪中人，结果总得有所点缀。食事以外，金陵绮梦因食而生的所在多有，实在难以驱拂。秦淮河上“停艇听笛”④，流连忘归，不觉夜之过半。我们这一题目的闲谈，皆在快到“醉卧佳人锦瑟旁”的时候，就懔然而止。白老与我是一个时代，两个环境中的人。中年以来，虽也有近似“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际遇，此时也还未得酒菜以外人生苦旅的深味。
　　在江苏的戏剧工作上，钱静人对白老是颇为倚重的，这似乎是钱与党外人士关系中的孤例，难怪有人要为之侧目了。但我觉得钱在这件事上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一出学校门就进了革命的天地，顶多能弄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在上海住过的则是从沙哑喉咙中逼出来的：“堂堂青天不可欺”。对京戏所知甚少，对地方戏更是一窍不通。也许由于对省宣传系统领导的知遇之感，白老的工作是努力的，建树应该有目共睹。创作的或以他为主整理的、改编的节目是有目录的。还有难为外人看到的是他在慎重地“改”的工作以外，对传统的执着的感情。这感情使传统的优秀处得以保存。这包括在领导者面前对某些熟悉传统的编剧、演员等的揄扬，使他们得到重视。在这个工作上，他有建树与欢乐，但也有开始大为惊喜，最后却遗憾绵邈不绝于怀。这不是五四、五五年与他闲谈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开始于五六年省的戏剧会演。南通专区竟然报来一个徽剧。本以为这个剧种已在苏中断档。苏中沿海在清末结聚着不少徽帮盐商，这些剧团就是适应他们的享乐而产生的。后来这些盐商退出历史舞台，寄生的剧团也就凋零了。现在有颗硕果突然出土，远乡僻壤中竟藏有精金美玉，忙建议调来观摩。五八年钱静人同他去如东深入生活，访问老艺人，了解情况后即将四位老人请到省戏剧学校带徒传艺。可是三年困难一来，经费断了来源，只得将老人们送回。不久听说三位去世，一位不知流落何方了。徽剧在这一地区的绝响，也就真正的绝了。他还不胜抱撼地说过另一件事：传字辈的姚传芗经张宗祥先生介绍，去已经七十五岁病废在床的老艺人钱宝卿床前，抢学下钱独传的《牡丹亭·寻梦》和《疗妬羹·题曲》两折戏，使最细腻的技巧免于失传。可惜还有杜丽娘离魂一折，也是仅钱一家所有，正准备传授，钱老就抱恨去世了。这些抢救工作虽未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却很能说明包括他在内的有关同志对优良传统的感情。上述一类的情况，我不能一一开列细账。有许多人虽经“文革”还是没有被磨蚀净尽的，大家都有一笔一砖一瓦累积成屋的细账。这些细账在某些人面前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却是浸润了许多人的汗水和泪水的。
　　世家子弟寄生生活给他培养了的文化修养中，有一部份是有价值的，另一些也不能看了一眼就斥为糟粕吧？倘能改变个角度，用于正途，也就有用。解放后，他将这些部份贡献出来，应该肯定。但我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对这一类型文化生活留恋的强烈。这从他几次津津乐道的一次访谈中，不难体会。有次在北京，画家周怀民来走动，此人交游极广。他说可以带大家去张伯驹家看看。出门时，白老问：“能见到夫人吗？”周怀民答：“可以的。”夫人潘素，北京画院画家。去了，几句话一说就投机。张大少爷脱略俗套亲切接待。看过他收藏的一些字画，真迹究竟与印刷品大异其趣。谈戏，谈做诗填词，白老皆可应答。也涉及出土文物，张也问到，周处墓中的铝制品，究竟如何等等。来人腹笥中皆有一二。七嘴八舌真如天花乱坠，不是短文可以复述的了。大家欢迎他到江苏看看。周怀民插话，说是陈老总说过几次了，要带他下江南哩。白老见过潘素女士的作品，深服夫人的多才博识。原以为身在深闺人不识，事实非如想像。夫人见来雅客，也出来应酬了一番。除此还真有个意外。在园子里远远望见有一老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周怀民问：“晓得这是谁吗？”无人能答。他自答道：“此人做过'太子'。”这一提当然明白了，这非主人的表哥袁克定还有谁哩。“太子”此时以全国政协的津贴生活，寄居表弟家。或传正在翻译一部德文名著，不知如何。当时谈这次幸会，当然不会像上面所写那样轻描淡写，而是浓彩重笔，兴会酣畅。到他闭眼以前，他最所仰慕的可能还是张伯驹吧？若有人问我，“你又如何？”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