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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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
我认为真正的散文只有两种，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感觉派散文不需要逻辑论证，没有一种真实鲜活的感觉需要逻辑的支持，它需要的是有类似感觉的读者的情感共鸣；感觉迟钝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读者，哪怕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他给你的只有一个没感觉。说理派散文不需要感情吁求，如果你说理不透彻，再展示无数个有利于论点的论据或实例，再求爷爷告奶奶，读者给你的只有一个不同意。用说理的方式写艺术性的感觉散文，是没有感觉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感觉散文。用感觉的方式写思想性的说理散文，是没有思想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说理散文。用同一种八股套子来教导人们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则是对中国文学的蓄意谋杀——作案现场就在当代中国的报刊上和出版物里。
作家与批评家
中国作家中普遍缺乏第一流的批评家。反观西方文坛，大诗人、大作家与批评家，往往一身而二任，而且这一特点越到现当代，表现得越明显。批评之于作家，是最接近创造的切身需要，如果坚信自己的创造是独特的，那么，阐释它的意义，标明它的价值，确立它的坐标，便同样舍我其谁。回头看看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地肯定，我们没有这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兼从事批评的，比例上就极有限，而其批评活动，总体上又可归纳为某种“讨生活”：五四诸贤仗着自己常常显得过剩的旧学功底，习惯于向古国典籍讨生活；当代以文学大师自居者，往往不约而同地向《红楼梦》讨生活，仿佛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目的，就为了供这些不再有创造之欲的“大师”无偿领取养老金。某些新锐作家如果想抖露一点学术，则又无一例外地习惯向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或什么什么讨生活，仿佛只要在领会这些作家时披露若干心得，就足以证明自己的文学已足够现代或后现代，可以与马尔克斯面对面吸雪茄了。至于像萨特、加缪那样通过明晰坚定的论文直接阐述自己哲学、文学观念的作家，管见所及，可说一个没有，而且也看不出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一个的样子。
批评的错位
拉拉杂杂地读过不少当代文学评论，不祥的体会是，当代文学评论家已丧失了就人物谈人物的能力，他们总是热烈地探讨主题，亢奋地挖掘意义。一个人物是否饱满鲜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否代表某种主旋律，能否引动一个可以让大家喋喋一阵的焦点性话题。举个最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作家”（尤其是上海滩上几个宝贝）正在报刊上全面飘红，热评不断，但我所读到的评论文字，无论捧场还是抨击，几乎无一指向他（她）们的创作本身。评论家们明显更为兴致盎然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艺术质量，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特征。根据他们的评论方式和言说内容，看了半天后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谈论的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群演艺界人士。我很怀疑，如果鲁迅先生在今天而不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写出孔乙己，会不会连点水花也溅不起。
点射与排射
没有针对性的批评，无法让读者确切把握评述对象的批评，言词再怎么咄咄逼人，充满力度，仍然是虚弱的。由于所指缺乏针对性，读者还没来得及觉得过瘾，就会被下一声嘀咕闹迷糊：您这是在说谁呢？我们听到了枪声，眼前出现了大片炮火和一座英雄雕像，但硝烟散尽，却发现战场上没有一个人倒下。也许战场是虚构的，或仅仅是作者用以试验自己武器威力的实验场。我们不怀疑作者写作时肯定心有所本，但由于这一“本”没能让读者清晰地感觉到、把握到，结果便只能是含沙射影了。无法与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含沙射影，其力度是可疑的，因为一旦被暗示到的家伙拒绝对号入座，文章的效果就接近于零。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还可能因读者的误解产生误射误伤。举射击为例，以刊物为发表阵地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点射，而非排射。你想和谁过不去，单挑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近来向余秋雨发难的文字，好坏暂不论，基本上都属点射和单挑型，偶尔见到几篇谈论此现象的评论，却遗憾的均属排射型，习惯于将那些其实各各不同的文字煮成一锅。我的观点是：点射是英勇的，排射是卑鄙的。
臭大街法
文章眼前事，得失天下知。现在是评论家的世面，近来惹动媒体骚乱的几位爷们，招法都惊人地相似，大致可归纳为引火烧身法或臭大街法。或作泼妇骂街状，把鲁迅、老舍、金庸等文坛硕彦挨个骂过；或作僭妄渎神状，以乳臭未干之身，行耶稣基督之事，勒令他人忏悔。最可笑的莫过于某个不忘抬出文学博士身份的评论者，为求咸鱼翻身，竟置幼稚园级别的文学常识于不顾，擅自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他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鲁迅、钱锺书、沈从文等），大多具有可疑乃至可憎的人格瑕疵。我们只想问一句：文学大师的标准，什么时候与道德圣徒的标准等同起来的？难道别国或其他世纪的文学大师，个个都是圣者？别说，这条文坛咸鱼还真借着这篇烂文，一时耸动视听起来。
批评家的批发业务
关于当代批评家，梅疾愚先生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不过梅先生似乎误把当代批评家视为零售小贩了，其实现在的批评家要阔气得多，他们决不搞零售，而专做批发。因为他们的一个笼子，要寻找的是整整一群鸟。当代批评家习惯于为一群个性全无、面貌相似、低水平重复的作家进行统一命名，随后挂牌出售。当代批评家懂得追求规模化效应——当代蹩脚作家也心知肚明地主动与之合谋。正常的文学评论，是以评价“这一个”为主的，评价“这一群”是文学史家的工作。而没出息的蹩脚小说家却愿意被这样收编，仿佛一被“名牌”公司收购合并，就可以牛气冲天地一俊遮百丑了。
要有耐心等待追认
文学史乃至艺术史有一个追认的传统，即艺术家凭其本能和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创造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派什么风格，由后人命名，哪怕一开始是不理解的歪曲性侮辱性命名，如画派中的“印象派”，诗派中的“朦胧诗”，小说流派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命名的滞后，几乎是艺术史上的通例，而中国当代的艺术现象却是命名超前或起码是与产品同步上市，往往先有品牌推销，甚至是批评家呼唤，然后才有大批产品面世。这实在是现代商业化产品的运作方式，而非艺术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创作伪艺术品一样，违反了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在中国尚没有足够的自由作家之前，请别老想着文学史，正如别想着诺贝尔奖。伟大的作家不会与蹩脚批评家合谋，更不会不知羞耻地自称自赞。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等待读者的裁判和历史的追认。没有诺贝尔奖，托尔斯泰照样是托尔斯泰；没有生前的承认，曹雪芹照样是曹雪芹。
文学史——著作还是教材
重写文学史成了一声时髦的呐喊。鉴于以往的文学史不出官修范畴，主题醒豁，雷池分明，做史者亦步亦趋，处处唯谨，莫说自创新见，别出心裁，就连某人是否该提及，某人该独占一章还是一节，或与众人如孵澡堂子般在一节里挤做一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不小心就是政治问题。所谓主编，其实只是一个诺诺连声的领命者。这样的文学史当然应该重写。所以，问题的方向根本不在于是否应该重写文学史，而是如何重写。我的感觉是，现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几乎无一不是指“重写文学史教材”，即使表面上类似私人撰述，其实质仍是一个官修面目，“重写”者的最高目标，是希望它能进入高等学府。世俗的雄心过大，立言立论难免受到各种牵累。倘如此，我宁可敝帚自珍，做我的《齐人物论》。众所周知，它之无望成为教材，就像螃蟹不会长出翅膀。
文人无文
中国不少当代作家，多为浅人。然而浅人偏好作深语，锦绣满眼而意多支离，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命笔无心，敷衍终篇。一切天地之至文，必不作诡奥语（仅限文学，学术另当别论），而总是语浅意深，以寻常话头，道出前人之未道。尤以谋篇布局，不肯落入前人和洋人窠臼。当代中国不少文人既已不思，必然继之以无文。文人无文，已成通病。甚者更是病句连篇，语无伦次，陈词滥调，叠床架屋，冗言赘句，词肥意瘠。一得之愚，辄洋洋万言；热门话题，必强凑热闹。此辈恶札，当以奥卡姆剃刀尽数剃去。梁简文帝萧纲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此语曾为文风颇为“放荡”的鲁迅、钱锺书一致称道，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加以推崇。衡之当代文坛，可谓谨重之人甚少，而放荡之文略无。当代文人多如牛毛，而千古奇文、天地至文则寥若晨星。文人无文，比之文人无行，更是文人大病。
当代散文十大病
家长里短太多，忧国忧民太少。
故弄玄虚的太多，货真价实的太少。
牢骚太多，针砭太少。
愤怒太多，见解太少。
业余的票友太多，出色的专家太少。
痞子太多，才子太少。
老师太多，大师太少。
有架子的太多，有学问的太少。
文抄公太多，文体家太少。
胡编的集子太多，单篇的杰作太少。
当代小说戏剧十大病
长篇小说太多，时间能搁长的太少。
短篇小说太多，不短命的太少。
小说流派太多，有独创风格的太少。
现代派太多，现代精神太少。
摹仿外国名著的太多，写出中国名著的太少。
报告文学太多，不虚构的太少。
实验戏剧太多，实验成功的太少。
电视连续剧太多，连续看到底的太少。
得奖的太多，自己不提别人知道的太少。
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谣言太多，值得文学史一提的太少。
当代诗歌十大病
写诗的太多，读诗的太少。
青年诗人太多，坚持到老年的太少。
写出的诗太多，发表的地方太少。
草稿太多，定稿太少。
病句太多，妙句太少。
糟蹋汉语的太多，珍惜汉语的太少。
自恋的诗人太多，超越自恋的诗人太少。
出洋的诗人太多，坚守的诗人太少。
有口号的诗人太多，有理论的诗人太少。
庸才太多，天才太少。
当代作家十大病
会员制作家太多，自由作家太少。
隐士太多，叛徒太少。
有媚骨的太多，有“反骨”的太少。
高调的慷慨党太多，低调的实干家太少。
扔砖的破坏者太多，砌墙的建设者太少。
洋枪洋炮太多，真刀真枪太少。
堂吉诃德太多，哈姆雷特太少。
做戏的堂吉诃德太多，率真的堂吉诃德太少。
作秀的太多，优秀的太少。
不要脸的太多，不要命的太少。
“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
“躲避崇高”是当代一位专业作家的口号，因此当代一位自由作家直截了当地斥之为“渴望堕落”。一个民族若躲避崇高，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光荣与梦想，就只有醉生梦死的得过且过，只要保命全生、飞黄腾达，就一切管他娘的。“躲避崇高”是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作家的自供，也是他们为自己刻下的墓志铭。“崇高”包含人类文明的一切伟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正、幸福、真、善、美（权且列这九项）。作家天赋的使命，就是为这一切终生奋斗，不惜献出生命。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是民族的头脑，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一个没有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扼杀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有罪的——并且必定因赎罪而付出巨大代价。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堂吉诃德的战场，而不是哈姆雷特的舞台。堂吉诃德的代表是鲁迅，哈姆雷特的代表是顾准。鲁迅是擅长攻击的堂吉诃德，所以生前死后也一再遭到攻击，但毕竟由于堂吉诃德的后备军不少，所以“�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