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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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邓小平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邓小平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造反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邓小平的名；那个会批邓小平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邓小平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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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当时我已经“解放”，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