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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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小平同志说：看了几年了，到了该处理的时候了。赵紫阳只是提倡经过税收等办法，把他们的利润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限制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怎么能限制得住呢？实际上办不到。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不承认，超过七个人是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赵紫阳更不承认。

　　　　到了十三大的报告，才把这部分人从个体经济里区分出来，叫私营经济。私营经济里头有雇佣关系，但不承认是剥削关系，也不承认有剥削收入，把剥削收入叫做非劳动收入。加上这几年价格的双轨制，流通领域里的混乱，个体户、私营者大发横财，流氓无产者变成流氓资产者，新的资产者出现了。但是这些人，看他们的出身、经历、现状，他们的积累过程、发财过程和前途，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许多人是违法致富，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致富。万润南就是一个典型。他所以那样支持学潮、拿出几十万元资金，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们的合资企业中间，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贿赂，从中得到很多好处的，替外国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说，他们是新条件下的买办。

　　　　这几年提倡形成企业家集团、企业家阶层，提倡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过付出艰辛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真正发展生产，而是通过租赁、变卖、兼并，个人风险承包什么的，一年下来拿几十万元。大中型企业好一点。特别是小企业，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于职工的新企业家，关系紧张得很，他们培植亲信，拉帮结派，发展到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程度。有的厂长、经理自备手枪、警棍，雇佣私人保镖。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经营权、所有权分离。这是赵紫阳从保加利亚抄来的。在此基础上有了企业法。但是还认为所有权不明确，产权不明确，出来一个股份化。关于这个问题，王梦奎那篇文章作了一点分析。确实不能一概反对，因为股份化有各种各样，如农民集资办一个企业，联合企业掺股，既有国家的，也有个人集资的。他们的着眼点，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开始是说，工人有钱的买股票，没有钱的就不买。梦奎的文章说，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数人没有。弗里德曼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分给全国的人、每人都有股份。这样，就算产权明确了，还得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即董事会。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有股票的人都有参加董事会的权力，还是股份多的人垄断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这同西方的〃人民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美国，这种办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长沙还同我说，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连起来，股票一上市，我买了：这张股票，我就成了这个厂的股东之一，卖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阶级了。这样走下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开始想在企业实行这一套，没有走通。

　　　　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用了陈云同志那句话：〃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的几次会议上，赵紫阳叫查宪法对于陈云同志那个提法是怎么样表述的。查的结果，原文不同，但还是那个意思。他说，要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国访问前后说，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办法即指导性计划的地住要越来越高，指令性计划的地位要越来越低。所谓指导性计划，即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价格、税收、信贷、财政，包括必要的国家行政干预。这个说法改变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有关提法。

　　　　赵紫阳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是违背十二大决定的。市场，有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也要有劳动力市场，即所谓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我反对过一次。据说宋平同志又反对了一次。后来还是写上了。曾经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叫劳动力市场，一种叫劳务市场。赵紫阳这样突出市场的作用，到后来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他提出的调控市场，同“包字进城”以及财政上的分灶吃饭，是互相抵触的。实行财政的分灶吃饭，企业的承包制，势必造成各自封锁、行业封锁、地区封锁，我竞争不过你，就不让你的好东西到我这个地区来，我要保护我的东西，在我这个市场里头实行各种优待。这一套同多年以来宣传的“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造成票子越发越多。据马洪同志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可能是1982年，张劲夫同志介绍上海一货币专家给他，谈了一次话。那个人讲：罗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种各样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会购买力，票子发行很多，通货膨胀很厉害，国民经济在大混乱以后，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稳定了。赵也想搞一年涨价，增加票子发行，认为一年以后就可以稳定。他要大家研究罗斯福新政。当时我们几个根据简单的分析，指出那时的罗斯福新政同我们情况完全两样，他那里是消费过度萎缩，供大于求，我们是供不应求。他以后不再提了。

　　　　1984年，发现社会购买力大，供应跟不上，赵就提出积压外汇不尉用浪费，不要有钱不会花，结果花掉了国库积累的近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包括高级小汽车，最后，外汇只剩下25亿，据统计局材料上说，实际上国库只有5亿美元，其他20亿是帐面上有，而国库里没有。海南省汽车大案就是赵紫阳批准的。在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只提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只说是任仲夷的秘书办的。据说，这一案就七万多辆小汽车。

　　　　有人算了一笔帐，十年我们内债合起来近3000亿，外债目前420多亿美金，按3。7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也有1500多亿元人民币。内外债合起来约有4500多亿元。今年内债进入还债高峰，外债到1992年进入还债高峰。房维中同志说，我们靠4000…5000亿的内外债，维持了虚假的繁荣。

　　　　何均同志告诉我一个例子。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战结束以后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内有些暴发户，包括搞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也是这样富起来的。。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吃亏，他们发横财。

　　　　同弗里德曼谈话以后，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到底是要干什么，应该是明朗化了。至于他终于没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虑到能不能通得过，在什么情况下说到什么程度。过去有什么意见还送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看。他公开发表的东西，同在小范围里说的往往不一样。正式场合是一个说法，私下谈又是一个说法。1984年用掉120亿美元，就没有通过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决定办的。

　　　　去年初，本来的提法叫稳定经济，又加了一个发展经济，然后出来“改革总揽全局”。三、四月份，两头在外、大循环，年中又提出闯关，九月以后治理、整顿、深化。到处出现抢购，不得不治理整顿。他在三中全会上，对几年来经济上的问题，只承认“见事迟，抓得晚”。实际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对走历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纷纷鼓噪，反对治理整顿，说治理整顿就是走历史老路。本来，李鹏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报告中准备讲多年来的失误，赵坚决反对，只讲了本届政府即一年多一点时间里的失误，但赵紫阳也不赞成。今年的人代会，代表们对李鹏同志报告印象比较好，认为态度比较诚恳，还作了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代表们纷纷对赵紫阳提出批评，认为主要责任在赵紫阳，而赵紫阳却不吭声。他对李鹏同志不高兴，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泼到李鹏同志身上。学潮开头，什么人都骂，可以说是乱箭齐发。4月18日晚，一冲新华门，从此矛头集中指向李鹏。提出让李鹏同志出来对话，不出来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谣说李鹏答应在中午出来接见学生。这也是为了挑动学生反李鹏。

　　　　小平同志这次讲得好，说有些人的所谓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化。有同志说，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们确实要按照他们那一套来改，我们是完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相排斥的，还是相容的？核心的问题是实行计划经济能否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只能够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不能自觉地调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就拿日本来讲，他们有四大钢铁公司，年产量4000一5000万吨，公司下面各有几个大钢厂，完全是搞商品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也在国际上销售。这类公司的商品生产，计划非常严密，你既不能少生产，也不能多生产，总公司对下面的各个分公司莫不如此。这个妨碍不妨碍遵守价值规律？根本没有妨碍，相反，他们根据计划，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的跨国公司比我们的计划性还强。不能认为他们的计划可以运用价值规律，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没有道理。他们的信息，国内国外都比较快，这比我们进步。我们不仅信息不快，还相互封锁，在这方面确实不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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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4）

　　　　4　八月十一日的谈话

　　　　经济私有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评“一切向钱看”。他们自己的讲话、文章里头一直避而不谈，别人的讲话，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话勾去，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会上的即席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和它造成的后果。这个讲话，是我让吴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评〃一切向钱看〃的话删掉了。吴明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耀邦、赵紫阳一致。后来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确定收入这篇讲话，我照录音稿补上了反对〃一切向钱看〃这一段，并且报告小平同志，说过去公开发表时没有整理进去，现在根据录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讨论精神文明决定，乔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姚依林、田纪云。李鹏、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鹏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讨论一次。信传到田纪云同志那里，在一次会上，他讲了一段话，听不出来是反对还是赞成〃一切向钱看〃。赵紫阳插话讲，〃一切向钱看〃这个提法，赞成或是反对，不容易说清楚。他说，商品经济，一切都要通过货币，都要经过货币单位进行计算，这个是不是向钱看，如果不是向钱看，那么什么是向钱看，这个界限难划。耀邦当时没有说话。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展开讨论。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生产的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讨论未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中央党校内部有过一个争论，有人认为，在宏观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可是从微观看，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为目的，如果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经营就会很困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论从宏观、微观看，目的都应该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我们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大邱庄有四句话，即〃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于光远对此大加宣扬。1987年中顾委召开批评于光远的生活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同他争论，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会以后，许立群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光远。与此相联系，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许多事情都要有偿服务。大中小学的教师要搞创收，弥漫一时。这种说法和做法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于后来香港人都看不惯了，说大陆一切向钱看太可怕了。有些资本家说，我们一切向钱看是为了经商，比大陆的一切向钱看还看得远一点，大陆所到之处可以说无钱就办不成事，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有一次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发现，说香港人都反对我们一切向钱看。这里头包括回扣一类的事，如商务谈判，个人得了一点小利，而国家吃了大亏。赵紫阳说出一个道理来，说乡镇企业不行贿，原料分配不到，没有条件搞活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