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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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讨论通过。关于干部退休制度的文件也是由我们研究室搞的。由我主持起草、修改、定稿。初稿是由苏沛起草的。陈云提出，退休年龄分成两类：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应该称〃离休〃，解放后，称〃退休〃。离休的保留原工资，还有工龄补贴，比在职时生活还好一点。区别离退休，成为这个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离休干部政治上保留原来的待遇，不能降低，生活上要做到比离休以前还从优。这个原则应该说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不一定尽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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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四 参与修改中宣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中宣部起草的这个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送到中央，陈云同志很重视。因为这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闹事、要把波共搞下去的事件。陈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正式文件于1980年9月19日中央转发下发。发下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那时周扬已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他主张要给这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据林默涵说，在文代会上周扬还提出：自发组织应成为文代会的团体会员。由于林默涵、刘白羽等反对。才没有搞成。后来，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这是十二大之前的重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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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五 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稿
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其要点和问题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州己处研究室滕文生、郑惠、卫建林参加。
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里，跟我讲了这篇讲话的一些要点，然后回来起草。反来复去修改，确实用了心思。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当初李维汉同志找小平，说：毛、刘、周、朱，他们政治上反封建很彻底，但在思想上都免不了孔孟思想残余的影响，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他们未能完成，现在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平同志听了这个话很高兴。在这以前，听说邓小平对李维汉很反感。这次谈话以后，邓小平对李维汉的印象变了：后来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还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主？
这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华国锋在总政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兴无灭资”。于是，总政对内对外都宣传这个口号。我们看到他们重提“兴无灭资”，不赞成，因为这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在有些场合我们批评了这个口号。结果韦国清（当时任总政主任）生气了，在军队内部说：邓力群反对〃兴无灭资〃，我们在部队里宣传〃兴无灭资〃是报告邓小平同志得到同意的。韦国清后来也对邓小平讲了这件事。所以，在小平同志这篇讲话中，谈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说，总政提出〃兴无灭资〃，这个文件我看过，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不妥之处，现在看来应该承认这是个缺陷。这是一个插曲。后来的处理是：封建主义要批判，资本主义也要批判，究竟什么是批判重点，则要看不同的时间、地点、问题、部门来决定。在修改邓小平这篇报告的过程中，小平同志说：封建主义的影响在党内主要是家长制，毛泽东同志的家长制，毛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表现在他在党内实行家长制，走向个人独断。在这个方面，为表达好这个意思，我们用了一番心思。邓小平讲：不是不要集中，问题在于过分。小平同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可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要完全实践自己的言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给官僚主义画像这一段，我们也很用了一点心思。现在来看，这个像画得比较好。当然要克服这样的官僚主义，也不容易，很难。
邓小平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现在三方面：经济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主要的表现；政治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组织上有利于培养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发现和破格使用这些人才。
这个稿子写好后，乔木又做了修改。乔木加了个总的帽子，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邓小平提出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主要应当实现什么样的要求，加以发挥，写了一段活：“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而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讲了这两段话后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应该说乔木改得很好。
对于应该改革什么，具体的意见，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成立过渡机构——顾委；国务院系统应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要事事问党中央。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都很好。过去，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都要由党中央下命令，然后省委、地委照此办理。从那以后，国务院的事自己处理，写文件，不由党中央出面了。
关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当时设想了几种方案。如管理委员会下面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改变目前一切由党委说了算的做法，要加强厂长的责任。厂长负责制的几种方案要根据情况而定，这些提法，思路比较宽，不拘一格。在邓的这篇讲话中，原来有厂长负责制那么一段：后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和经委袁宝华到下面去搞试点，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成厂长负责制，搞试点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赞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把厂长负责制这段删掉了。后来，彭真抓厂长负责制，搞了“三加强”，即加强党委领导，加强厂长负责，加强职代会的作用，才把原来讲的那段话重新恢复了。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乔木进行修改。乔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门谈话。他的修改，不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从内容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这种做法不错。
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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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六 准备邓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2月16日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讲了一篇话《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12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也讲了一篇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提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的中心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篇讲话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标题也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我组织了一些人来搞，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种精神，即：〃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邓陈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邓陈合作”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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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七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文革〃、批〃四人帮〃，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