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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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代会会议讨论中间，有人说我批准了几个还没有平反的高干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岗、万里、薄一波的儿子，说我走后门。我说：确有这回事，但没有走后门。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这样的方针，本院工作人员、院外的干部（不论什么干部的子女），按照我们招人的手续，进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们看这样做对不对？你们中间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进来的？既然你们的子女能这样进来，高于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结论，但他们本人是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经过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个别地批准这个、那个，都是经过你们各所考核过的。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没有话说了。
还有一件事，乔木那时医疗待遇还未恢复，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我把她吸收到医务所，目的是照顾乔木，熟悉，方便。人家就传出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姨子，邓力群搞私人关系，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进来了。我也把这事讲清楚了。这是我对乔木的关照。
这里顺便讲一件有关乔木的事。先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后来又说不解散了。那时正准备开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要我们研究室出个人大代表。因为我是党代表，考虑选于光远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后来，我想应让乔木当代表，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人大常委当委员。于光远当人大代表没问题，但选成常委，不一定通得过。而乔木当常委，估计是能通得过的。这样可以使乔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远很痛快，完全同意。别人就说我：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从全局考虑问题。对乔木，就是为了使他能帮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我个人的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同意就同意，应该讲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尽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人家无话可说，没有人说我邪门歪道，阴一套阳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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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五 办八件实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有重点，但有一条，就是不论如何开展，都不能阻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要有利于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
到1982年5月离开社科院这四年多，我们陆续解决了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扩大科研领域，新建十几个研究所
这个工作主要是为社科院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扩大了学科设置规模。设想是胡乔木提出的，我帮他实施。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14个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扩至50个，后来实际上没达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个左右。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中，有些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分出来的。例如经济研究所原只有一个，后来一分为五。研究国际问题的原来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社科院，这样一来，有不同的研究所对世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开展研究。文学所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还有：新闻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现在为止，社科院还是胡乔木当时设计的框架，只是后来有些研究所进行了合并。
这时候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胡乔木提出的设想，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帮助，调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来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吴介民、杨克等同志。当时，社科院从全国各地包括从北京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够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学头脑的干部到社科院。他们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党的工作。前后一共调进大约40到50人，其中有马洪、刘明夫、吴介民、徐达深、杜敬等。朱镕基是马洪1978年把他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这些人调进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长、有的作党委书记，有的当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撑起来了。
2 抓科研规划
我们到社科院后，很快就开始着手抓科研规划。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大会。会后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们的科研计划座谈会并且讲了话。在社科院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提出的治院方针，也强调要整顿作风，搞好科研。就是说，搞揭批查运动，也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
在开始搞规划的时候，胡乔木提出了100个研究课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是重要的大题目，有些课题是要组织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出了这些题目，对研究人员是一种激励，使大家知道在中国和世界范围里，还有这么多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尽管只是出了题目，但对科研人员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学问不是没事干，需要干、能够干的事多着呢。这件事对社科院影响很大。赵复三对研究所的建设和课题设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写的对乔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两件事。在社科院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件事确实起到了冲破老框框、开辟新天地的作用。在这个工作中，胡乔木确实起了好作用，他终究是有学问的人啊！
3 恢复职称评定
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们到社科院时，全院职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为数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研究人员搞科研成为非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比较早就认识到，长期陷在打派仗中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争取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次评职称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间做了研究工作，确有进步的和有点成就的人，都评上了相应的高级职称。我们当时掌握的标准是，既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要和北京的科学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情况相对应。1979年社科院评定出51个研究员、165个副研究员、698个助理研究员。职称评定制度的恢复，对社科院科研人员从心里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务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员应该用主要的时间来搞科研，科研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要给予相应的承认。应该说，真正切实做到重点转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以后。这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心思都转到科研工作上来了，一个稳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来了。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复和创办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转到科研方面来了，但是科研人员有了成果，没地方发表，这是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问题。在“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办的刊物都停办了。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一个《历史研究》，一个《考古》。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研领域的扩大，从1978年初开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后恢复和新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有了刊物之后，研究成果就有了发表的园地，有了讨论的地方。在办刊方针上，提倡百家争鸣，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导科研工作，组织科研活动。要负责任地向上级反映本部门的有关情况和看法。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了。这是一本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时究竟恢复和新创办了多少刊物，我记不清了，但至少每个研究所有一种刊物。有的所还不止一种，如哲学研究所，就有《哲学研究》（1955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动态》（1979年创刊）、《哲学译丛》（1956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译丛》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刊载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评介外国哲学学派的现状及其争论的主要问题，译载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
5 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发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延续至今，工作还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么名著，很难说。例如能够在全国打响的书，我说不出来。
6 创建研究生院
我们去社科院时，院内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46岁，很多老学者、老专家都深深感到一个严重危机，认为不切实改变研究人员老化问题，社会科学事业就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他们担心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也想带研究生，但上面没让带，也没条件带。再加上〃文革〃期间有些师徒之间翻了脸，一些人有顾虑。大家都很发愁。我们决定筹办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并国务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批复后，很快就在全国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一共录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办研究生院问题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见。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务，社科院应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应由大学培养。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去挑选、使用，用不着花精力去为他们讲课、辅导。他一直不赞成办研究生院。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社科院应该办研究生院。我们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文革”中大学停办了几年，后来可以办理工科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文科大学能不能办，毛主席一直没松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到年底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到大学里去招收研究生，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大学里还没有合格的毕业生。而这时候在社会上却有一批在〃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革〃期间读了书的人，并且是愿意做研究工作的。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