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作者:[美]埃利·维赛尔-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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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
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
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白色标牌，上
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　——工
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
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
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
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
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
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
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
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
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
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
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
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　—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
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
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
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
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
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
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
“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
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
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
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
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
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
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
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
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
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
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布纳集中营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
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
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
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
囚徒们一致认为：“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
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
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
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
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
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
来，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