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作者:[美]埃利·维赛尔-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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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
的家园。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
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
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
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
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
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车厢里的尖叫空间狭小,不用说躺下了,连坐下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只好轮流坐。车厢里空气凝滞。少数人运气好,
靠在车窗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繁花盛开的田野向车后飞逝而去。
行进了两天,人们渴得难以忍受,热得难以忍受。
有些年轻人熬不住了,他们已经不顾日常禁忌,在黑暗的遮掩下相互抚摸,全然不顾别人怎么想,就像世界上只剩
下他们自己了,别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
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食物,但我们从来没吃饱过,我们的原则是节省,留待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更糟糕。
列车在卡沙停下,卡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城。我们这才知道已经出了匈牙利,不由得睁大眼睛,但一切都太
迟了。
车厢的门被推开。一个德国军官跨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匈牙利中尉,是翻译。
“从现在起,你们受德国军队管辖。谁还有黄金、白银和手表,马上交出来,只要我们发现有人私带这些物品,立
即当场枪毙;第二,谁要是生病了,立即到医疗车报告。完了。”
匈牙利军官端着一只篮子在人群中走了一圈,有人怕倒霉,交出了最后一点儿私产。
“车厢里有八十个人,”德国军官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就把你们像狗一样全都枪毙掉。”
两个人走了。“哐当”一声,车门关严了。我们被绞索套住,紧紧套在脖子上。车门被钉死了,没有出路,这辆严
锁的牲口车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沙什特太太,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蜷缩在角落里。阴差阳错,她丈夫和两个
大儿子随第一批人走了。她因为骨肉分离而痛不欲生。
我很了解她,她性情安静,但神经紧张,眼光锐利。她常来我家做客,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
在书房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是她们家里的顶梁柱。
沙什特太太精神错乱,上路的头一天就开始呻吟,不断询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家人分开。后来,她抽泣、叫喊,歇斯
底里。
第三天夜晚,我们都睡着了,有些人坐着,相互依偎,有些人站着。突然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沉寂。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人们一阵躁动。谁在喊?是沙什特太太!她站在车厢中间,在窗外幽光的映照下,像麦地里饱受摧残的树。她指着
车窗外面嚎叫:“看!着火了!可怕的火!可怜可怜我吧!”
有人贴着车窗的横木朝外看。外面黑黢黢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过了很久,我们才从残酷的惊醒中回过神来。车轮的每次滚动都让我们浑身发抖,就像脚下出现一道深渊,张开了
血盆大口。我们无法熨平内心的悲痛,只能相互安慰:“她疯了,可怜的女人……”
有人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额头上,但她继续叫喊:“火!我看见火了!”
她的小儿子在哭泣,拽着她的裙子,想抓住她的手:“什么都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请坐下来……”他让我
深感痛苦,比她妈妈的叫声还让我痛苦。
有些女人想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见的,会找到丈夫和儿子的……过几天就会……”
她继续大喊大叫,一阵阵抽泣:“犹太人呀,听我说,”她喊道,“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烈火了,蒸腾的烈火!”
她着了魔,就像邪恶的鬼魅钻进了她的躯壳。
我们尽量劝她,既是劝慰她,也是为安抚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她产生了幻觉,因为太渴了,可怜的女人……所
以她才说大火在吞噬她……”
但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皮肤一阵阵发紧。疯狂好像传染了所有人!
我们放弃了。几个年轻人强迫她坐下,把她捆起来,用东西塞住她的嘴。
车厢里安静下来。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哭泣。火车在夜幕中继续行进,车轮与铁轨相互摩擦,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
我听着轮毂的声音,又能正常喘气了,又能打盹、休息、做梦了。
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一声嘶叫让人悚然心惊,那女人挣脱了绳索,喊声更大:“看,火!看,大火!到处都
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
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
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火!
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
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
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
盹来。突然:“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
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火车再次启动。我们挤在车窗旁,火车走得很慢,大约一刻钟后,更慢了。在车窗外,我们看见带
有倒刺的铁丝网。我们明白,这儿就是集中营。
我们忘记了沙什特太太的存在。但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声:“那儿,看!看那团火!看那团火焰!”
火车停了。这一回,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火焰,火焰直冲夜空。
沙什特太太沉寂下来,她一声不吭,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她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车门突然开了,几个相貌古怪、身穿条纹外衣和黑裤子的人跳
进车厢,他们手持电筒和棍子,一面乱抽乱打一面吼叫:“都出去!把东西留下!快点!”
我们跳了出去。我瞥了一眼沙什特太太,她的小儿子依然抓着她的手。
火焰就在我们前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现在一定是午夜了。我们到了,到了伯肯诺。
第二部分
奥斯维辛
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
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
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着,父亲牵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摔了一跤。旁边的一个党卫军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惟一的念头是不要与他分离,不要孤身一人。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站成五排!”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在一起时必须保持队形,这是命令。
“嗨,小孩,你多大了?”
问话人是一个囚徒,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听出他疲惫的声音很和蔼。
“十五岁。”
“不,你十八岁。”
“可我没有十八岁,”我说,“我十五岁。”
“傻瓜。听我的。”
然后他问我父亲。父亲说:“我五十了。”
“不对,”听上去那人很生气,“不是五十,而是四十。明白吗?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囚徒走过来,开口就是一串脏话。
“混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什么?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儿?人家强迫我们来的。”
那人气势汹汹,好像要杀人:“闭嘴,你这个白痴,不然我就把你撕成碎片。你们就是上吊也不应到这儿来!难道
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也没跟我们说过!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音更加严厉:“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
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火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
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
他怒不可遏。我们呆若木鸡,惊如僵偶。难道这是一场噩梦,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匝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咱们得干点什么,不能听任人家宰割,像在屠宰场里杀牲口似的被杀
掉。咱们得反抗!”
人群中有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他们身藏刀子,劝说大家袭击手持武器的警卫。其中一个人嘟哝道:“应当让全世界
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奥斯维辛。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我们继续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中央站着一个人,我当时不认识他,他就是蒙格尔
博士,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典型的党卫军军官,有一张足智多谋却残忍无情的脸,戴着单片眼镜。
他手里拿着一根乐队指挥棒,四周簇拥着一群军官。他不断舞动指挥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没过多久,我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