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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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和的国族意识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赖和对白话文的热情，也明示了他的国族意识。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成人之前，并未离开过台湾，又生长在与大陆隔绝的日据时代，根本接触不到当时的大陆北方官话，但白话文作品却写得相当出色，他在初习白话诗时所使用的语调，基本上是中国白话文的语调，他可能无法讲流利的北京话，但多少有一些基础。这对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少人都猜测赖和赴厦门博爱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学习过，这仅仅是猜测。厦门的通用语言与台湾地方语言差不多，都属闽南语系，博爱医院又是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可能用北京话做通用语。何况，根据赖和的手稿，他大约是在1921年底开始练习白话文的写作，起初文白夹杂，读起来十分拗口，有些地方语义不甚清楚，但到1925年第一次发表的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已有很高的水准，放到同时代的大陆文坛，一点也不逊色。这段时间内，他并未离开过台湾，一直在家乡彰化繁忙地行医、从事新文化运动。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赖和在医学校时代从复元会、同盟会学习过“国语正音”，后来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刻苦的练习，才能取得如此成绩。赖和五弟赖贤颖在赖和的鼓励下于1922年去厦门集美中学念书，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回忆便是一个佐证：　
　　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黄武忠：《温文儒雅的赖贤颖》，载《台湾作家印象记》，（台北）众文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6页。　
　　这些杂志，赖和自己肯定读过，他编《台湾民报》文艺栏，常常从上面选载文章。像他那样超负荷地行医、写作、编刊，如果没有高度的爱国激情，试问，克服重重困难学习中国白话文的动力是哪里来的？　
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开拓地位，是和他本人天才条件分不开的，正如与赖和同时代的重要作家杨守愚（1905—1959）在《小说与懒云》一文中所说：“即便是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出于一个新时代的要求，又即便是新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一位像懒云氏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一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到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的吧！”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占据了许多公认的“第一”，例如：　
　　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爱好。杨守愚：《小说与懒云》，《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28日出版。　
　　可以说；台湾新文学的扎根从赖和开始着手；而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陈逸雄：《我对父亲的回忆——陈虚谷的为人与行谊》，《陈虚谷选集》，（台北）鸿蒙出版公司1985年10月出版。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在大众面前呈现出来的作家。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的努力，引起了无数青年读者对台湾现代小说的爱好，从而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基石。　
　　…………　
　　是他在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中树起了第一面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现代艺术吐民心声，为民解精神之苦……他的作品，写就了台湾新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显示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开创了台湾现代文学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向，留下了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死而后已的光辉传统，使后来者有了楷模。蔡美琴：《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暨南学报》1988年第3期第112—113页。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一直到1930年，都还处于奠基阶段。而在最初的几年；尽管新旧文学论争相当激烈，但新文学创作“只有赖先生筚路蓝缕地开始他大胆的尝试”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当时尝试创作的还有杨云萍、杨华等人，但作品的数量、质量及影响力都不如赖和）。从1925年到1926年，赖和发表了新诗《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12月）；白话小说《斗闹热》（1926年1月）、《一杆“称仔”》（1926年2月）。有人认为：“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那就是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呈现了殖民地人民被压迫、榨取的景况，‘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赖和以开创者的所表现的这三个主题，形成了1927年至1930年奠基期的共同文学精神，奠基期的文学作品不外描写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佃人、工人、农民、小市民的困穷生活，旧礼教束缚下的痛苦，城市的黑暗面等。这种表现与赖和的文学精神是相通的，更进一步说，这种文学精神也正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一致精神。”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30—331页。　
　　赖和也是台湾新文学的主要推动者。1930年以前，台湾新文学的发表园地仅限于《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而这两个学艺栏的创设和主编者都是赖和。据杨守愚在《小说与懒云》一文中说：　
　　当时，在一片未开垦的台湾新文学园地中，作品之贫弱，自不待言。偶见几篇作品，大多是没有写完的东西。“好”作品固不论矣，即“差不多”的作品也十分难求。因此，在这一时代文学编辑人的苦心，不言而喻。　
　　我们都知道懒云氏是一位医生，而且又特别为病患所信望的医生。一天平均起来，总有百名上下的病人来请他看病，则他生活之忙碌，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对文学的热爱，奖掖后进的决心，却始终是一贯的。　
　　通常，一个编辑者的任务，无非只是担当作品之阅读从而加以选择的工作。遇到“不合格”的作品，就把它往纸篓一丢了事。但是，懒云当时的文学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补白报纸空下来的版面，就无法去选择原稿。他当时几乎是拼着老命去做这份工作的。他毫不珍惜体力地去一一删修寄来的稿子，有时甚至要为人改写原稿的大半部分。常常有些文章，他简直是只留下别人的情节而从头改写过。　
　　1930年赖和又担任《台湾民报》增辟的新诗专栏“曙光”之主编。后来，他还积极参与了《南音》、《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台湾文化》，第1卷第1期。）《南音》的创办者黄春成曾盛赞赖和对《南音》的贡献，他说：“假使《南音》有点声誉，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换句话说，《南音》不至被人唾弃至于无容身之地，也可说藉他的光不少。”黄邨城（春成）：《谈谈〈南音〉》，《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57页，1954年8月。　
　　赖和的这种呕心沥血，极大地振奋了台湾新文学界。许多文学青年，逐渐地被激发起创作欲望，又得到赖和诲人不倦的指导和鼓励，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形成蓬蓬勃勃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正如王锦江所说：“台湾的新文学能有今日之隆盛，赖懒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培育了台湾新文学的父亲或母亲，恐怕更为恰当。”王锦江：《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也正是因为这许多文学青年都是在赖和的影响下起步的，赖和主编的民报学艺栏等又是他们的楷模和发表园地，所以，台湾新文学在奠基期及日后的发展方向，自然受到赖和的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赖和文学的根本精神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高擎“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改造国民性、提升“台湾向上”为己任。其奋斗目标，在于唤起台湾民众的自觉，坚持重归祖国怀抱的信念。因此，由赖和开启并引导的台湾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批判殖民体制，追求民族解放的健康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以“弱小民族”对抗殖民强权的台湾文学传统。　
　　举例来说，基于台湾特殊的社会现实反映殖民体制的严苛，尤其是警察政治的罪恶，构成台湾小说最独特的创造。这一叙事主题，经由赖和创建，曾一再为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所表现，直到光复以后，还被不断重复。　
　　日据时期的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描写，提起“查大人”不亚于“狼来了”，顽皮的孩子会屏声静气，躲进父母的怀抱。这绝非轻松的笑话，“查大人”“补大人”永远是台湾人民心头抹不去的一个噩梦。　
　　陈虚谷的小说《他发财了》嘲弄经常借机榨财的日本巡查，过年、老婆生产、转勤，都是敛财的借口；《放炮》写像蝗虫一样，喜欢带着妻小出门去吃百姓的日本巡查，就是竖起耳朵等着有人家放炮，就可以去大吃大喝一顿。一旦听到炮声却没有人来请他去白吃白喝，一定要找人出气，以至庄民都互相警惕不随便放炮；《无处申冤》日本巡查荒淫好色，霸占民女不碟没成，又企图持戒强奸地保的弟媳。杨守愚的《十字街头》、《颠倒死（？）》、《嫌疑》、《罚》等篇中，都从各种角度刻画了无恶不作的日本警察形象。蔡愁洞的《夺锦标》、《理想乡》，杨逵的《送报伕》、《模范村》，则是更加深入地揭露警察政治虚伪表象下的毫无人性。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很多，全都指向殖民政权的统治鹰犬——查大人，反映人民被欺压的痛苦。　
　　吴浊流写于1944年的《陈大人》塑造的则是一个台湾候补警察的形象。这位“补大人”寻衅在舅舅屁股上狠踢一脚，嘴里叫骂着，还傲然指头上那顶巡查补的帽子接着说：“我有了这顶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母亲责备他，他竟然说：“他犯违警例。我不是寻常的人，是官，是大人。这顶帽子是日本天皇陛下所赐，有这顶帽子，哪有阿舅，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打，可以抓，我的官职虽小，但我的职权很大，无论高等官，敕任官，一旦有事我就这个绳索绑起来，乡下人全不懂警察的权大，连阿妈你也不晓得。”作者旁白：　
　　陈大人不过是一个巡查补而已，如何又这样了不起呢？因为当时他就是台湾人出身的最高官吏。　
　　比赖和有所发展的是，吴浊流在此不仅描写了“补大人”的六亲不认，还更突出了他的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　
　　光复之后至今，台湾文学仍然继承着这一传统。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就写一个底层家庭（父母和生病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而艰难地活着，因怕警察取缔赖以为生的“面摊”而心惊肉跳，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不过，警察形象在陈映真笔下得到了新的审视。　
　　台湾文学始终热衷于这一主题，当然主要是由于警察政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但赖和的开创之功也不能否认。　
　　除此之外，赖和还是在“台湾新文化启蒙时期”，将“现代以前之学艺文化”转变为“现代性学艺文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以其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写实主义的方法，率先倡导写作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因为这种种成就，在他生前，即被文学界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赖和的创作数量不多，也免不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和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局限性，而且，写实纪实、悲怆热急的使命感可能驱走乃至扼杀了他对历史对现实的一部分诗意感受，而使作品有时不免显得有些粗糙平直。但是这一切仍掩盖不了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的存在。　　　　
第三节　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赖和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