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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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狱中日记·第二十八日》里有一首旧体诗，前四句是：　
　　竖垒已收马尼拉东亚新建事非难　
　　解除警戒容高枕囚系哀愁亦少宽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好像赖和在为日军占领马尼拉高兴，其实不然。他是认为，既然你日本人打了胜仗，总该放了我吧？对被释抱有一线希望。日记中也说：“皇军已据了马尼拉，警戒也已解除，我是有释放的可能了。”但他最后又说：“近三点，闻军乐乐队声，知是举行庆祝游行，使我哀愁愈多。”可见，他并非真心地为日军祝贺。　
　　第33日的日记中还有四句诗：　
　　忽闻街上有游行说是军人要出征　
　　好把共荣圈建设安全保护我东瀛　
　　“说是”两字透露出这几句是记录别人的话，并非赖和放弃了反抗精神，拥护日本人的战争政策。细读一下，犹觉得其中暗含讥讽意味：出兵霸占别国的领土，说是建设“共荣圈”，却只为了“东瀛”。赖和曾勉励民报“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至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在这里，赖和很有可能也使用了“妙笔”。　
　　杨守愚在整理《狱中日记》并于《政经报》上发表的时候，曾作了一篇序言，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品的阅读、理解，现全文录于下：　
　　这一篇狱中日记，是大东亚战争勃发当时，先生被日本官宪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轩置场所写成的。可以说是先生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在这里头，我们能够看出整个的懒云底面影，这一篇血泪染成的日记，就是他高洁的伟大的全人格的表现，也就是他潜在的热烈的意志的表现。　
　　身犯何罪？姑勿论先生自己不知道，试一问当时发拘引状的州高等课长，怕也挪不出明确的答案吧！“莫须有”，还不是宋时三字狱的巴戏把戏。？因为先生生平对于残虐的征服者，虽然不大表示直接抗争，但是他却是始终不讲妥协的。即当时一部分人士所采取的，所谓“阳奉阴违”的协力，他都不屑为的。他这一种冷严的态度，我想，就是他被拘的理由。　
　　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所以先生对于过去的台湾议会请愿、农民工人解放……等运动，虽也尽过许多劳力，结果，还是对于能够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文艺方面，所遗留的功绩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先生觉得，只要民族意识不灭，只要大家能够觉醒起来，不怕他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怎样厉害，他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是会得到出头的。　
　　不是么？台湾已经是光复了！被压迫的兄弟都得到自由了！　
　　在这万人欢呼之中，反而使我不禁流出眼泪来。很遗憾的，着力于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懒云先生，他不能等着这光明的到来，他不能和我们一齐站在青天白日旗下额手欢呼，便被凶暴的征服者压迫而死了！　
　　虽然，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在慰安地微笑着啊！　
　　先生的肉体虽然是与世长别，但是先生伟大的精神，是永续地在领导民众，在激励省内的文学同志呢！　
　　当着这历史的转换期，为纪念故人生前的功绩，为激励文学同志的奋起，这一篇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懒云先生的遗稿的刊载，是有着多大意义的。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光复庆祝后二日守愚志　
　　这里高度评价了赖和的这部日记，也高度评价了赖和为台湾新文学、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作的杰出贡献。　
第五章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赖和新诗　　
　　赖和的新诗和他的小说一样，占有奠基者的地位，而且在发表时间上还要早于小说。笔者认为，平心而论，赖和虽然以小说奠定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崇高地位，但就他本人的作品来讲，文学性最成熟、艺术水准最高的，当推他的诗歌。这应该得益于他的旧诗功底。　
　　从现有的资料看，赖和的新诗有整整六十首。其中，有新体诗，纯用白话，也有民歌体，使用方言。最早的创作约始于1922年，1924年至1932年间是其高峰，尤以1924年至1925年数量最大，1935年以后，就很少了。这六十首新诗，有的曾经发表在各种新文学报刊上；有的则只见于他的稿本中，上面还有许多修改的痕迹，以及向诗友请教的记录，尤其是早期的创作，改动更多，可见他用心之深、用功之力，同时，也说明在台湾当时的环境中，学习新诗写作是多么的不容易。　
第一节　有巨大思想含量和丰富内容的诗歌主题　　
　　这六十首诗，数量不算很多，但所包含的内容颇为丰富，且有巨大的思想含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锋利的匕首和嘹亮的号角　
　　作为一个被殖民者，赖和最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当局及其走狗对台湾人民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压榨，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对此，他表现出永不妥协的抗议精神。可以说，赖和新诗有两个最基本的主题：一是批判，批判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二是激励，激励民众起来斗争，从殖民者的铁蹄下解放自己。他的多数新诗，都是从各种角度围绕这两个主题，传达出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心声，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社会急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而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这也是赖和文学乃至台湾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1。　“雷霹雳似的愤怒着”　
　　“雷霹雳似的愤怒着”，是赖和新诗《生活》和《现代生活的片影》中的诗句。这两首诗，内容基本雷同，语句稍有变化，看得出，是赖和研习新诗过程中的自我训练。类似的情况在赖和作品中还有不少，小说、散文都有，传统诗则多作修改，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这诗句，是作者检讨自己空有喜怒哀乐几种感情，而却“只是吃着睡着／无味地过着”的诗节中的一句。作者严于律己，但“雷霹雳似的愤怒着”的确是他的诗歌常常流露出来的感情。尽管这感情在那种年代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也无所畏惧一再诉诸读者，因为他有太多愤怒的理由。在这诗节的后面，作者写道：　
　　更思想到世间　
　　纭纭总总　
　　只可怜劳动者们　
　　用尽气力流尽血汗　
　　过他困苦的日子　
　　仅能得不充分的睡眠　
　　胡乱的三餐　
　　一部分幸福的人　
　　整日里追寻快乐　
　　靠着那不劳而获的物质　
　　怡娱他的精神　
　　过着他奢侈淫纵的日　
　　还欺着小百姓抵抗　
　　仗着没有出处的权威　
　　肆意凌辱压迫　
　　威风地　
　　亦自　
　　享受着无愁与安适　
　　吾们人——辛苦劳力　
　　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献做一部的牺牲　
　　培养它横逆的威权　
　　增长它凶恶的势力　
　　只尝着生活的苦痛　
　　丧尽了乐生的希望　
　　——（《生活》）　
　　如此恶劣的“世间”，还不让人感到愤怒吗？　
　　农民辛苦劳作，本应有温饱的生活，可常常要遭受意想不到的天灾之害，用台湾土语写成的《农民叹》就揭示了这一现象：只刮了三天风，就断送了原本长势良好的晚稻，“旱季患虫害／甚者家已破／稳冬复失收／丧本无田作”。一年两季灾害，农民连种田的本钱都没有了。天灾是不可抗的自然力，但天灾频仍无人组织预防、抵抗、补救，一遇灾害农民就要破家，这本身就是政府的罪过；而殖民政府不但不救灾、扶民，而且与地主阶级一道，拼命在一无所获的农民头上搜刮。《农民谣》就描写了这样的现实：农民在遭受了水旱相继惩威的灾害之后，收获只有四成，“这只足，地主租额”，刚刚晒干簸净，地主就赶到了，悉数拖走，农民只剩下些瘪谷稻壳，吃这些也维持不到年底，蔬菜猪肉布匹统统买不起，可他们还要面对：　
　　（七）　
　　期限要过，　
　　当头当尽，　
　　纳不完，官厅租税，　
　　又被他　
　　收税官、　
　　来催促、　
　　骇怕得、真像犯着罪。　
　　（八）　
　　农会豆粕，　
　　圳务水银，　
　　怎参详、也不允准，　
　　差押官　
　　牵去牛、　
　　拿去猪、　
　　鸡鸭鹅、一齐拢总去。　
　　赖和悲愤地叹道：　
　　不勤不俭，　
　　怕受饥寒，　
　　几年来、勤勤俭俭，　
　　也依然　
　　妻不饱、　
　　儿不暖、　
　　自叹命、受苦敢谁怨。　
　　不仅农民如此，其他职业的劳动人民同样生活无着，饱受摧残。《新乐府》中写道：　
　　…………　
　　街头有小贩，赚食真可怜，　
　　一见警察官，奔走各纷然；　
　　行商如做贼，拿着便要罚，　
　　小可讲情理，手括再脚跶。　
　　…………　
　　做点小生意糊口，如同做贼一样，遇着警察赶紧逃跑，不然被抓着就要罚款，稍微辩解几句，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比天灾还可怕的“人祸”，简直把百姓逼到绝路上去了。统治当局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肆意妄为，这在长诗《流离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流离曲》是针对官方实施“退职官拂下无断开垦地”而创作的。这一事件发生在1925年到1926年之间。1923年，伊泽多喜男任台湾总督。到职前他在东京于《朝日新闻》上发表其治台抱负，其中有句话大意是，统治不以十五万内地（日本）人而以三百六十万台湾人为对象。在台湾人听来，这只是比较公允而已，算不了什么，但素来自觉得高高在上与台湾人有天壤之别的在台日本人，竟因此悲愤慷慨，引为奇耻大辱，并曲解其义，诬为袒护台湾人排斥日本人。伊泽总督为平息众怒，采取了贿和政策，拂下（放领）所谓原野地给三百七十名退休官吏（均为日本人）。这样一来，就强行夺走了农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水田和旱地。这些地有不少原本就是开垦者所有的“溪边田”，遇洪水流失复又开垦成良田。当初，面对一片片乱石荒滩，地方官明告开垦者们说：“将来一定使你们承购，可安心耕作”，不但勉励有加，并且接受他们申请承购的呈文。（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587页。）而此时，当局竟翻脸不认账，说这些地是“无断”（没有得到准许）开垦，不付分文地就从开垦者手中夺走。赖和这首二百九十五（包括小标题在内）行的长诗，正是这一事实的写照，他用白描的手法深刻而细密地刻画出征服者贪得无厌丧尽天良的恶毒行径和农民被剥夺殆尽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这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民们的现实生活史诗。　
　　全诗分三章。第一章为“生的逃脱”，写农民一家从扫荡一切的大洪水中，侥幸逃得性命，但无以为生。第二章为“死的奋斗”，他们忍痛卖掉独生子换来疗饥的粮食，胼手胝足在一片砂石荒埔上重建家园。第三章为“生乎？死乎？”，几乎是拼着性命开垦出水田旱地，稻子叶“青翠欲滴”，番薯叶也“青苍茂盛”，一派丰收的景象。正当农民感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官府以“无断开垦”为借口，在“法”的名义下，抢夺已成良田的土地，“廉价批售”给他们的退职官员。这一巧取豪夺、残民以惩的暴行，激起作者无比的义愤，他在诗中措词强烈，尤其是在最后展示出一片充满希望的天地：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　
　　隐隐约约，有旗飘扬，　
　　被压迫的大众，　
　　被榨取的工农，　
　　趋趋！集集！　
　　聚拢到旗下去，　
　　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并以觉醒了的农民的口吻，下定决心紧随其后。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白，鼓励农民像天边地角的聚集在旗下的工农大众（苏联和中国的工农革命）一样，为实现理想而斗争。这首诗的最后八十八行最具战斗性，发表时被当局检查机关蛮横地砍去，报纸开了“天窗”。　
　　2。　“奋起！须奋起！”　
　　“奋起！须奋起！”赖和：《欢迎蔡王陈三先生的筵间》，《赖和全集》第2卷第2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是赖和新诗中最响亮的呼声，也是殖民地人民最强烈的心声。唤醒民众、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是赖和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初衷，也是他始终奉行的文学路线。他的新诗创作也视启发民众觉悟、激励民众起而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