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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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日里的贤父母》
《一日里的贤父母》分明是一个短剧剧本，它具备剧本的所有特点：
（1）完整的戏剧情节和戏剧结构。剧情分三幕，分别是“保长的家里”、“庄口迎接”、“与民同乐”。
第一幕是剧情的开始：保长接到警署的公文，说“父母官”要到庄里来打鱼，让庄里的丁壮区长（类似民兵）们8点钟之前必须到庄口迎接，而此时正是溪里水位低、打鱼的好时候，保长却让手下通知渔民不许下网，尽管他们是“专靠此衣食”。
第二幕是剧情的发展：丁壮们陆续到了，只一两人由于是从田里回来，稍迟一点儿，警署长就不高兴，说他吩咐8点钟到齐，总要7点半聚集是“向来的规纪”。迟到者分辩道：“因保长7点多钟才传下去，现在亦只才7点45分，我们是向田里回来的……”话音未落，警署长举起手中的刀柄，对说话者又打又骂。警署长说官员们9点钟到，要大家静肃，不可喧哗，还让保长亲自搬把椅子来，他手握刀柄坐下。十多顶轿子到了，“父母官”带着众多“或肥或瘦，或高或矮”的随从进了警署，喝过茶吃过点心，要对民众讲话。他说他是来“与百姓同乐”的。
第三幕是剧情的高潮到结局。“父母官”们到了渔区，坐在船头，让人撒下香饵，“随后把上下各一里用大网围住，不许它一尾逃得去”，然后命丁壮们下水去围捕。丁壮们先前得保长传警署长的命令，不许脱下衣裤，以免在“父母官”面前难看，大家就穿着衣服下水。到近午，“溪里鱼亦没有了，所获的堆积不晓得有几千斤”。“父母官”传话，不许人们回家，在此地等候领赏，他却让厨子来挑选肥鲜的“作羹打丸”，教保长把酒，“酒到半酣，兴头亦发，遂击掌唱歌起来，一进击杯倾尽，兴会淋漓”。可怜的丁壮们，浑身是水，饿着肚子，在寒风中战栗，有人靠近炉边想烤烤火，署长不停地驱赶他们：“那肮脏的身子不许近去。”等“父母官”们酒足饭饱，“把剩下的残肴余饭要赏大家吃一口，教大家只管尽量用不用送，又吩咐那鱼大的、好的全部送到县里去，他要分送与‘在上衙门’，剩下的赏给大家。他们要回去，随即各上轿，在轿里再传话说年年要以此为例，不要忘记，大家说：‘父母大人的慈爱是不能忘的。’”
（2）强烈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要求剧中人物、时间、场景都要高度集中。此处，主要人物是县官（父母官）、警署长、保长；时间是冬季某一天从早晨到午后；场景分别是保长家中、庄口、溪边。“父母官”到此庄来了一日，把庄民赖以生存的鱼一网打尽，还要年年如此，庄民何以为生？而且，官们坐在船头，丁壮下到水中；官们吃鱼喝酒，丁壮穿着湿衣在冷风中发抖；官们拿走了全部大鱼、好鱼，剩下的才赏给大家。这就是他们的“与民同乐”？强烈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3）个性化的剧本语言。剧本是代言体，作者必须以剧中人的身份代他们写下个性化的语言。《一日里的贤父母》做到了这一点。保长的语言是惟警署是从，又有些无可奈何；警署长对庄民蛮横无理、凶相毕露，对上司毕恭毕敬、周到体贴；“父母官”厚颜无耻，明明是贪婪的搜刮、掠夺、奴役，还美其名曰“与百姓同乐”；而丁壮们的语言则暗藏着对统治者们的愤恨和对事实真相的揭露。例如，对“父母官”们的捕鱼方法，有人在私下里说：“这样法子怕此一回就清楚了，后日我们要怎样为生？”另有人回答他：“呆子，摆起来的怕他全都带去不成吗？”而最后的事实是，“父母官”们把大的、好的全部带走了。百姓还是太善良，料不到官们如此贪得无厌。
除了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台词）外，这个作品还有剧本必备的舞台说明，如第二幕《庄口迎接》里有对人物上场、行动、动作、表情的说明：
丁壮区长陆陆续续到了，只一两人由田里回来的较迟一刻，和警署长同时始共到，署长就有不快的样子，向众人说：
…………
署长行近说话人身边，举起刀柄打下去说：
…………
再一刻，十几把轿子到了，大家静静肃肃对轿子行个敬礼，轿子抬警署去了，众人跟他到警署前，不敢散去。先一把（第一顶——指轿子）出来就（是）父母大人，腰肥肩阔，面圆目细，摇摇摆摆进了警署，其余或肥或瘦，或高或矮，一齐出轿，一阵皮靴声进了警署去。
众人跟至，等他们坐了，一同再行敬礼，退下一边，他们喝过茶，进上小点心，署长出来说：“父母官要说话，过来前面。”大众就在近前去行礼。父母官开口说：
…………
用删节号的地方都是台词。舞台说明在剧本中是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却是戏剧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叙述人的语言，赖和运用得相当纯熟，既简洁又形象。
《一日里的贤父母》还有相当明显的直观性，让剧中人自己表现自己，当面向观众揭示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性格。如警署长对百姓狠如虎狼随意打骂，对上司温如羊羔礼数周全。作品两次提到他手中的“刀柄”，这一道具寓意无穷。首先，它代表着殖民政权对台湾的武力侵占、强权统治、巧取豪夺；其次，它表现出警察个人品质的低下与凶残，他们时时炫耀权柄，残民以惩，又心虚不安，用威慑、恫吓来提防人民的反抗。这更反映了殖民统治的不义与不公，不靠它手中的武器，就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从这里看出，该作品的行动性、动作性很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在行动、动作中得以展示。
3。 《第一义谛》
《第一义谛》既不是赖和的论文也没有文艺性，而是佛书的翻译。1923年12月，赖和因治警事件入狱，初囚台中银水殿，后送台北监狱。在狱中无事可做，“每向狱吏啰唆”，借来日僧大谷光瑞在南满铁道会社讲演的笔记（由京都市西六条兴教书院出版）。尽管赖和“对宗教素无信仰，又乏研究”，对此书“自始感不到兴趣”，但“无奈又别没有法子可以遣这寥寂，亦就忍耐地读下去”，读了三四遍后试着翻译，又苦无纸笔。他找狱吏要来一节一寸来长的铅笔，写在尘纸李南衡注：日语，楮树皮造的粗纸用来当卫生纸。上，花了四天的工夫译完，还作了一篇读后感，因为又没事做了，就不断地对照原文删改订正。出狱后，这译文在抽屉里躺了两年。快到入狱纪念日了，赖和记起有过这么一回事，认为这部佛书与自己有缘，又找出重新整理，作为“最可纪念的一种业缘”。由于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还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又过了两年，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有些梵文原有日文“假名”注音，现在已经忘了，所以重新写过的，已不如初译时那样忠实于原文了，有删节，还有作者自己见解的加入。不过，哪是原文哪是赖和的见解不很清楚，只看到在第三章《烦恼即菩提》中有一段标明“赖和自注”，谈法律道德伦理的虚伪性。也许正因为如此，《赖和全集》的编选者才会把它也算作赖和的作品放在此处。
这几篇不知道为什么放在杂文栏里。《伯母庄氏柔娘苦节事略》可能是判别有误，另两篇或许是因为此类作品不多，除小说、散文、诗歌外的作品都归入杂文？
第四节 滴血和忍痛的灵魂思索——《狱中日记》
1941年12月8日，赖和一生中第二次被捕入狱。这一次与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在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中被拘捕，“同狱者”数十人。赖和当时年纪尚轻，没有后来那么重的家庭负累，他又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满怀不屈者的豪情，斗志昂扬。有诗为证：
食饱眠酣坐不孤，枝头好友黑头乌；
知人睡晏精神减，破晓窗前即乱呼。
坐久心安外虑忘，怜他枝上鸟啼忙；
无端最是芭蕉雨，搅乱闲情思转长。
一死原知未可轻，吾身不合此间生；
如何几日无聊里，已传人间志士名。
——《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
后人说他即使在狱中亦能食饱眠酣，而且还有闲情欣赏狱窗外的景致，不愧是个青年斗士。藉由这次入狱，赖和更加明白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宣扬同化主义，但所谓的台湾“新附民”绝对不可能有哪怕一点点日本国民的待遇，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所以他在《系台北监狱》一诗中还有“今日厕身撄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的诗句。
而第二次入狱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赖和没有前兆地突然被捕，不被告知理由，也没有同案的狱友，甚至连审讯都很少，就那么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五十余日。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赖和显得彷徨、苦闷，又极度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妻儿的生活来源，由是度日如年地捱过狱中的每一天。百无聊赖中，他用铅笔在粗纸上记下了当时的心情。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窥见他在失去自由的强大压力下，以及生命受威胁、家庭受连累时的彷徨无告、进退失据，甚至比其他作品更真切地揭示了所谓日本现代法律的虚假伪善，更整体地反映出殖民地人民朝不保夕、任人宰割的生存处境，也更详尽地吐露着被压迫者的痛苦心声。
《狱中日记》从1941年12月8日起，到次年1月15日止；共有三十九篇日记。每篇没有具体的日期，仅标以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实际上，日记是从第八日才开始写的。因为此时赖和在自己随身带的杂记账中发现一枝铅笔，在尘纸（草纸）上试书，可以书写，才开始记日记，前七日“当回忆录之”。（赖和《狱中日记·第八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1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狱中日记》之名也不是赖和所亲定，而是战后初期，杨守愚整理赖和的遗稿，在苏新主编的《政经报》上发表时所用的名字，也就这么沿用下来。
赖和平素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狱中日记》完全是他为了排遣狱中无奈的岁月，记录的都是他狱中的生活和心情。冷热失衡、蚊虫叮咬、疾病缠身，虽难忍受，也倒罢了，最令赖和受不了的是，他对这场飞来的牢狱之灾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罪名，没有期限，就这么在惴惴不安中苦撑苦熬。他非常担心自己久在牢中，家庭经济无人支撑，父母妻儿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员工的薪水是一大笔开支。他家又刚刚贷款建了新房，银行方面须每月还款，再加上他的三弟新丧，孤侄也要抚养。他在此关上一个月，就要生出一千元的债务，“若继续到明年三月，则家将破灭，那能不愁苦？要解脱，不知将何解脱起。一家破灭的事实，呈现在眼前。我想什么哲人对此亦不能不悲观”。（赖和《狱中日记·第十七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2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赖和也是血肉之躯，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这种焦虑是很正常的。他并没有为了自己和家庭去充当殖民者的鹰犬、忠仆，而一直充满着抵抗精神，否则也不会先后两次陷狱。从一些资料还看到，赖和即使不在牢中，平素里也有专人负责监视，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有人可能认为《狱中日记》中有几处显示出屈服、妥协的迹象，这是不确切的。比如，其中有一段话：
当国家非常时，尤其是关于国家民族盛衰的时候，生为其国民者，其存在不能有利于国家民族，已无有其生存的理由。况被认为有阻碍或有害之可虞，则竟无有生存余地。但国家总不忍剧夺其生，只为拘束而监视之，已可谓真宽大，仆之处此，又何敢怨。赖和《狱中日记·第十二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16—1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里的国家民族显然不是中国和中华民族，而是台湾的宗主国日本和大和民族。这并不是赖和的真实思想，而是记在“再录”的标题下，说明是把在别处说的话记录在此处。有论者说：“身在牢中为求脱困，在记事的‘再录’中写下这些谴责之词，不能当真（注意是写在‘再录’中，是对日本官宪的辩解），相反地更显现了统治者的横暴。台湾人究竟不是大和民族，国家更是被迫不得不接受的国家。”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279—280页。
再如，《狱中日记·第二十八日》里有一首旧体诗，前四句是：
竖垒已收马尼拉东亚新建事非难
解除警戒容高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