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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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在民众头上，施以惩罚。这些揭露，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日本警察的总体特征的。
有人对赖和笔下的日本警察形象，颇有微词，认为存在着类型化的缺点，这是事实。例如，这些小说中，警察总是一式嘴脸、一个腔调、一模一样的铁石心肠。或许在那个时代，民众眼中的日本警察就是那副德行，也可能是新文学在草创时期，作者还缺乏创作经验，更有作者身兼数职又心存积愤的缘故，无暇精心琢磨，细致描摹。然而，细细阅读之下，每篇作品中的警察还是有各自的个性特点的。
《一杆“称仔”》中的下级巡警，比较虚伪。他想白吃白拿，又故作清廉。本来，秦得参见他问花菜怎么卖，已经表示，“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还“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可他却“几番推辞”，让“称称看”。当看到老实的秦得参当真上秤作价，他又变色找茬儿，对方稍作分辩，他便勃然大怒，肆逞淫威，逼得秦得参走投无路。
《惹事》中的警察，与盗匪无异。他无恶不作——“捻灭路灯，偷开门户，对一个电话姬（日语，小姐）强奸未遂”，“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和乞食（乞丐）厮打”，连他养的鸡都横行霸道，糟害村民。他还反诬村民为盗，伺机报复拒绝他玩弄的妇女。他的心思特别细密，他的鸡是什么神态，干过什么坏事，小鸡有多少只，他都一清二楚。如此，鸡的为非作歹就反衬出他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不如意的过年》是台湾以小说体裁正面刻画“查大人”形象的第一篇。在这之前，杨云萍的《光临》，主角是保正林通灵，伊田警部大人是其想要巴结并炫耀邻里的对象，本身并未出场；赖和的《一杆“称仔”》中的那个下级巡警是将秦得参推进万劫不复深渊的最后一棒，和《惹事》中的警察一样，本身都不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人物；而《不如意的过年》则完全是“查大人”的丑行恶态的深入状写：
岁暮时节，“查大人”原想大笔收受例行的“御岁暮”——年礼，将私蓄凑满五千，不料礼金似乎“意外减少”，又“意外轻薄”，如意算盘落空。钱还事小，更重要的是他“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威严不保，心中着实愤愤不平。接连几天，他到处去寻事：“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称仔’。”无非是想激怒老百姓，好以“妨害公务执行”罪加抓起几个来。一来惩戒“不良分子”，同时杀鸡儆猴，让蠢民们明白他的威势与心思；二来也从求他放人的贿赂中捞取更多的好处。可恨蠢民们竟呆若木鸡，逆来顺受，“不敢有些怨言，决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即使在那些他所憎恶的社会运动家们面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让他无从下手，心里越发窝火——“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耗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还不至把他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
新年那一天，本该休息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总是万事不管的，即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可这回就特别了，他“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在街上呼喝逞威。本来元旦前后是默许赌钱玩乐的季节，人们听见他的吼叫，吓得四处逃散，他只抓着个无辜的孩子，让其指认赌钱者。孩子只会啼哭，正好做了他的泄愤对象，又打又骂，还抓到衙中去罚跪。他自己则酒瘾发作自去快活，夜来醉卧，听到孩子饮泣，兀自破口大骂：“畜牲，搅乱乃翁的兴头。”然后，“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作品中的日本警察形象，鲜明地反映出整个殖民统治网的凶暴、丑恶和嗜血。
前文说过，骑在台湾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不只是日本殖民者，还有台湾土产的压迫者、恶势力。赖和小说中，涉及这类人物且形象比较鲜明的有三篇。
第一篇是《补大人》。其中的主人公“补大人”是台湾人警察。日本警察所有的凶残、无人性他都有，而他比日本警察还多一副洋奴嘴脸。日本人不过赏他个“候补警察”当当（台湾人不能当正式的警察），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以为做了殖民者的走狗就可以仗势欺人，对乡邻吆五喝六滥用职权，连亲娘都能动手打。
第二篇是《可怜她死了》。富户阿力是赖和人物形象系列中描绘最细致，最丰满，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是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的一脸儿肉肥到几欲堕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如此丑陋不堪的容貌下，包藏着一颗为富不仁、荒淫无度、既强横又卑劣的心。他始乱终弃，毫无人性地将怀有他骨肉的阿金一脚踢开，不给一分钱的赡养费，而且，马上又托人“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
第三篇是《善讼人的故事》。财主志舍，仗着财势，霸占山林，欺压穷苦百姓，贪到在死人头上敛财的地步。为了五钱银子的赊欠，他就翻脸不认人，把善良正直的账房兼管家林先生赶走，毫无道理可讲。
日本警察与台湾人恶棍，虽说种族不同，但在与人民为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赖和满含憎恶、仇恨的激情，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加挞伐，剥开他们的画皮，凸现其丑恶的灵魂。
2。 善良而不幸的劳动人民形象系列
赖和饱蘸深情描写他的骨肉同胞、他的父老乡亲。他爱他们，也了解他们，赞赏他们的正直善良，也批评他们的弱点缺陷，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因而，其笔下的各种小人物形象多姿多彩，有小商小贩、轿夫、家庭妇女、农民等，而以农民形象最为鲜明、生动。
赖和小说里的农民，都是佃农，一方面具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俭朴、善良、忠厚，一心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去求生存求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小生产观念——依附于土地的保守意识，生产工具、农作物的一成不变，使得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易于固定，惰性因之产生。他们的眼光一般比较狭隘，有一种奴性的顺从，凡事隐忍，病态地克己，以求安宁风波不起，尽管既存状态极不合理，他们也是咬紧牙关忍受。这些，都妨碍了他们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力量，为自身的权利和幸福而奋斗，故而只有任人宰割，听天由命。如《惹事》中的农民，对蛇蝎心肠、虎狼作派的“查大人”恨之入骨，但却不愿响应有识之士的呼吁，群起而与之斗争。
《丰作》中的添福是更有代表性的一个。添福是一个有追求、有谋划的农民。他特别能吃苦，想付出自己的力气和汗水，获得丰收，得到会社的奖励金，把生活提高一个档次；而他又轻信，会社制定了新的采伐规则，别人都明白自己的劳动所得要被剥夺，他还在那里得意自己的甘蔗种得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别的蔗农都去包围会社，与之交涉，他却不敢参加；他更懦弱，看到与会社理论的人被警察驱散押回，他“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躯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的恐惧”，最后他丰收的甘蔗几乎被克扣光了，他除了背后骂几声外，亦无可奈何。
《一杆“称仔”》秦得参，则是作者寄托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秦得参性本忠厚，安分守己，吃苦耐劳，但又不失是一条“硬汉”。他敢于对“大人”“白拿我们的东西”表示不平，敢于质疑“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的社会现象。他不向日本巡警低头，不甘在屈辱下苟活。遭到祸害后，他愤愤地想：“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最终与日警同归于尽。赖和并不是提倡这种硬拼的反抗方式，而是赞赏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是台湾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如果台湾的百姓人人都像秦得参那样宁死不屈，日本人盘踞台湾的日子还会久吗？
赖和笔下妇女形象不多，但较有光彩。《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也是少有的作了相貌、性格描绘的一个。阿金从小长得“娇小可爱”，活泼，有一种“烂漫的天真”，而又性情温顺，惹人怜爱；长大后，则“娇媚”、“温柔静淑”。她被卖掉之初，并不知道自己的童养媳身份，十二岁的小女孩，对未卜的前途“怀着极大的不安”，乍离父母膝下，又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
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
多么懂事的孩子，让人发自内心地喜爱，更让人格外同情她日后的不幸。未来的丈夫和公公死去之后，年仅十七岁的阿金接过了养活婆婆和自己的重担，终日辛苦劳作，还赚不着一日三餐，却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让婆婆更加伤心。对租给肥胖丑陋的阿力做玩物，她满心地不愿意，但不忍心让婆婆再受苦，决定“牺牲自己一身”，跳进了这个火坑。在她怀孕被弃后，考虑的不是自己怎么办，而是婆婆会被自己拖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直到她跌进河里爬不起来，知道自己会被淹死，仍记挂着婆婆，记挂着没出世的孩子。这样一个外貌、心灵皆美的少女，活生生被这不公的世道糟蹋、吞噬。人们从这一形象中听到了作者愤怒的抗议。
《可怜她死了》中，还有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阿金的婆婆阿跨仔官，另一个是媒婆阿狗嫂。阿跨仔官人品不错，书中几处提到，她是个“慈祥的妇人”。她对既是养女又是童养媳的阿金，决无寻常小说戏剧中的那般恶婆婆样，而是知道怜惜、善待。可是，她也愚蠢、自私，阿狗嫂几句话就把她说服了，把花一样美好的女孩，租给又老又丑、满肚子坏水的阿力，生生把阿金推进了火坑。阿跨仔官如果真为阿金好，就应该找个好人家的子弟把她正式嫁了，可为了自己有人养，有依靠，竟然变相出卖了阿金，结果，不仅害了阿金，也害了自己。试想，阿金死了，还会有谁来养她呢？阿狗嫂则是旧社会三姑六婆的典型形象。以她的阅历，不会不知道将女孩“”给阿力这样的富户会有什么下场，可她还是昧着良心巧舌如簧，把不幸的阿金们一个个地送进更悲惨的境地。不过，她毕竟不是阿力，还有几分人性，对阿金的死还能“有些伤感”，并对阿力托她再物色一个小女人之举表示些微的不满。
《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很不幸，儿子还没出生，丈夫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当佃农的权利都被地主剥夺了，无以为生。她只好不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道德，听从长辈们的安排，招夫养子。然而，后夫人品不好，也不大顾家。所幸她“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才把儿子拉扯大。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逆境中百折不挠，而且又非常精明，租不到地，宁让儿子打不牢靠的短工，也不让他去给制糖会社当劳工，如同牛马一样。儿子在她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得顺利，她又勤俭持家，还积下些钱来，给儿子娶妻生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中则有一个“另类”传统女性形象——可恶的后娘。她没有人性地虐待继子，逼他在早上天还不亮就上街去叫卖油条，而且是在冷风里穿着单衣，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在小孩被巡警无理地打骂关押之后，她又打骂两顿不让吃饭赶出家门。这个形象，作者没像对阿金那样作正面描绘，也不似写秦得参母亲那样，用叙述的语言交待，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来的。
《蛇先生》中的蛇先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