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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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土地掠夺，产品垄断，以便扩充农业实力，一来支持日本本土的工业发展，二来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便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或土地耕种权，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台湾经济的殖民地化，是从移植现代化的制糖业开始的，因此，在土地掠夺中最显著最残酷的，莫过于日籍制糖业资本家和台湾人买办联手，对台湾蔗农进行疯狂地榨取了。早在1905年，当局就开始实施“原料采收区域制度”，规定凡在政府指定区域内所种植的甘蔗，一定要卖给该区域的制糖会社，不能运出区域之外，亦不能做制糖以外的其他用途。甘蔗的收购价格会社有完全的自主权，压价是屡见不鲜的事，还有各种敲骨吸髓的花样，例如在政策上的愚弄蔗农、压低等级、收购时压秤等等，蔗农不得有任何异议。同时，台湾农民还没有不种甘蔗的自由。
赖和的小说《丰作》，就描写了蔗农添福在甘蔗丰收之后的惨痛经历：
小说开头，蔗农添福看着长势喜人的蔗田，心里盘算着：收成没有二十五万斤也有二十万斤。农会技术员来看过，夸奖栽培得好；会社也来计算过，讲说不定一等奖就被他得着了。他还算出来，任人怎么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元赚，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是现成的。想到这里，他心里的得意无可形容。以前每年都是会社占便宜，“做田人”总是吃亏，而今年会社准输，“想到他的甘蔗好，价格也好，准赚钱，真像报复了深仇一样的畅快，嘴角不时笑到流下口沫来”。
看看甘蔗的采伐期到了，蔗农们忽然不安地骚动起来，因为会社发布了新的采伐规则，针对今年蔗农的可能得利，“变出脸来”。蔗农开始组织起来提出抗议。
添福对新的采伐规则也“真不平”，但是他却还自信他的甘蔗种得好，农会的技术员、会社的技师，都讲他能得到奖金，无论被会社怎样克扣，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斤以下。所以，他并不怎么失望，大家都去包围会社，他也不敢去参加，生怕因为这件事叛逆会社，得奖金的资格被取消，“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里也在祝祷这次交涉，能得有好结果”。
蔗农的交涉失败了，人们议论纷纷。添福保持他的旁观态度，也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仍深信他会得到奖金。他承认了新的采伐规则，结局是不仅他一人承认了，大家只好都承认了。
过不几天，已经采收完毕的C区和T区的蔗农不平地呼喊起来，因为采收所得的结果，与推定的产量差距太大，约减五分之二，连平素为会社奔走的甘蔗委员们都怀疑起来。他们另用磅秤称过，暗做记号，再送到会社的磅秤上去称，结果相差四千斤。两个甘蔗委员加一个警察站到磅秤上去，三个人共得二十七斤，警察大人自己也好笑起来。
添福的甘蔗全部采收完毕。他极相信会社，领到蔗单，自己不识字，也不叫别人看看。等到要发钱的时候，到事务室去换票据，拿到票据和计算书，忽然鼓起勇气，很恭敬地问事务员：“奖励金有在内吗？”对方拿过单据看后说：“你的蔗，甲当甲当：每甲以……计。尚不上十八万，哪会有奖励金？”添福急了，与之理论，对方笑着让他回去问自己区的委员。“这笑使添福惶惑起来，不知道是笑他憨想，也是笑他什么，他已失去再问的勇气，面红红走出事务室，并那张手形手形：票据。是记有多少钱也没问明白”。
最终，扣去前借金、肥料款、种苗款及其高额利息，添福共得五百四十二元八角二分。他带着钱要去算还秋收的地租和米店、杂货店的赊欠，路上算来算去，别说给儿子娶媳妇，就连口粮钱都没有。他这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辛勤劳作了一季竟一无所有。
《一杆“称仔”》中的秦得参，则是因为在制糖会社的垄断下，租不到地种，走投无路，才让妻子去娘家借来一件金首饰，抵押做本钱，又向邻居借了一杆秤，到小镇上去卖菜。他后来的悲剧是凶残的日警所制造，起因却也是制糖会社的经济剥夺。
日据时期台湾城镇小贩之多是有记录的，大都是破产农民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小贩也不是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本小利微不说，还常在被罚款、取缔之列。小说《辱？！》中的人物交代，甚至有人一天之内被告发七次，还有人一天被罚三次款。小说中，人们正入神地看着台上演的歌仔戏《侠义英雄传》，却被警察追捕、取缔摊贩的行动把一场好戏给搅散了。
这些小说传达出，在殖民地经济政策的压榨下，农民无论是困守乡村或是流入城镇，都找不到出路。他们是台湾人中最困苦的一个阶层。二、满腔怒火烛照魑魅魍魉：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鞭笞与声讨
殖民体制每天每时都在奴役着台湾人民，制造着台湾人民血泪斑斑的被压迫的历史。然而，它并非是社会黑暗、人民不幸的惟一源头。台湾原本就是一个封建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统治，把它变成了殖民地，却并没有触动它的社会基础。封建制度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仍然在制造着种种罪恶。赖和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地展现在他的小说中：
1。 罪恶多端残民以惩的地主恶霸
日据时期，大量的土地虽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但残余的封建地主阶级仍然残酷地剥削农民。
他们贪婪残暴，为聚敛钱财疯狂地压榨佃农，丝毫不顾别人的死活。《善讼人的故事》虽然把背景推到了清末，但其中不乏现实的影射。故事中的财主“志舍”，恃财依势，把当地贫苦农民置于“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绝境。明明是无主的山林，他全部霸作私产，不准农民放牧、拾柴草，谁家死了人，得向他缴钱才能得到一块土地埋葬。许多人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钱来，他决不通融，赊账都不行，任由死人腐烂在家中。小说《赴会》，叙事主人公“我”在赴雾峰参加文协理事会的途中，听到农民议论“阿罩雾”（雾峰林家）“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哪会这样大”。林家对佃户极为苛刻，租金很高，而且不论收成好坏，决不减少一石一斤。赖和笔下的“阿罩雾”与“志舍”隔着一个时代，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林家的做法在当时的台湾，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分普遍。佃户向地主租种田地，要缴纳可观的碛（砂石）地金，除此之外，不论水旱病虫灾害，尚须交给地主相当数量的田租，也不论佃户有怎样充分的理由请求减免，地主都不让分毫，一定要如数完纳。农民称之为“铁租”。这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小说中多有反映，赖和的《赴会》是涉及这个问题最早的。
他们荒淫无度，视女人为玩物，“兽性蹂躏”她们的身心，凭借手中的金钱，为所欲为，异化成“性压迫”的魔鬼。《可怜她死了》中的富户阿力，已经有了大小三房太太，还包养了贫苦无助的少女阿金，迫使她充当满足他的兽欲的工具，不久玩腻，不顾她已经怀孕，一脚踢开。《未来的希望》赖和生前未发表。里的阮大舍，以延续香火继承家产为名，在太太死后，续娶了一房正妻和几房侧室，正妻又陪嫁来一个俏俊有宜男相的婢女，使这种原本正当的求子行为，一开始就蒙上荒唐的色彩。
他们不知亡国灭种之恨，麻木不仁。《棋盘边》里的士绅们，竟然把吸食鸦片看得高于一切，说鸦片吸食特许问题是比文化协会的请愿运动更具民意的民意。他们对“澳门、爪哇那些泰西先进诸文明国”有所向往，也只是眼馋那里的赌场可以公开。他们还把允许吸鸦片、开赌场看成是“现代最文明的政治”。这些人整天游离于社会之外，浑浑噩噩地聚集在一起只知道打麻将，抽鸦片，聊些不着边际的话。《赴了春宴回来》中的缙绅子弟们无论年老年少，都在酒馆、咖啡厅里消磨时光，与女招待们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态，靠“肉香”、“酒香”、女人的脂粉香来把精神上的空虚填平。
赖和小说反映这一内容的篇幅不是很大，但表现出来的抗议与批判是相当强烈的。
2。 愚昧落后弱民误国的传统陋习
赖和对求神拜佛、迷信秘方等风俗是深感厌恶的。他的《斗闹热》就是台湾第一篇批评这些陋俗的作品。
《斗闹热》是赖和第一篇也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中文白话文小说。小说中殖民统治下的小城死气沉沉，一次偶发的小孩之间的争斗，使一边的孩子受了欺负，于是吃亏一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本章中未加注的引文，出处皆为《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借妈祖生日的迎神赛会逞强争胜。为此奔走的人，有学士、委员、中等学校毕业生和保正（保长），连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前和郡衙前，亦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此事还因“能够合官厅的意思”，即使要穷人典衫当被，也反对不得。这表面上看是斗斗热闹，但深层里却是在“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的操纵下的斗富与斗气。因为“在优胜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这种铺张浪费、耗尽穷人活命钱的迎神赛会，不过是大人先生们利用村民对神的迷信争权夺利的工具。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批评这是毫无意义的竞争，是胡闹，“在这时候，大家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空儿，来浪费这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更深层的是揭露了令赖和忧心的“岛人性格”——逞勇斗狠、愚昧和陋习，而这种性格得到殖民当局和封建势力的纵容和利用，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蛇先生》是赖和另一篇深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医生对传闻中的秘方的探索和深究，弄清其真相的故事。
蛇先生以拿水鸡（捉青蛙）卖钱为生，技艺超群，一家人的衣食绰绰有余了。因为这个职业常常有遇到蛇的危险，他就有了捕蛇的伎俩、治蛇伤的秘传，因此人称“蛇先生”。
有一次邻庄的一个农民被蛇咬伤，西医没能药到病除，经蛇先生之手，伤愈肿消。蛇先生没有想到，他这一善举竟然触犯了“神圣的法律”，那个曾给农民治蛇伤的西医，把他告到“法律的专卖所”去。这些执法者们“平日吃饱了丰美的饭食，若是无事可做，于卫生上有些不宜，生活上也有些乏味，所以不是把有用的生产能力，消耗于游戏运动之里，便是去找寻——可以说去制造一般人类的犯罪事实，这样便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并且可以做尽忠于职务的证据”。蛇先生没有医生的资格而妄为人治病，已成为罪恶，“法律却不能因为救了一人生命便对他失其效力”。如此，蛇先生便被拘留了。
病家不忍坐视，与蛇先生家人多方奔走，幸得钱能通神，在它面前法律也就保持不住尊严了。但是，执法者借口被捕之人未受过应得的刑罚便放出去，贻人口实，“有影响于法的运用”，诱使蛇先生将治蛇的秘方献出，“就不妨把法冤枉一下，即使有人攻击，也有所辩护”。谁知蛇先生咒死赌活，坚说没有秘方。这就使他们为难而至生气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蛇先生的话，“终未有信过任何人类所讲的话”，只按自己的推理追问答案，对蛇先生的否认，“除了拷打别有什么方法呢”，“谁叫他不诚实，他们行使法所赋予的职权，谁敢说不是？”
蛇先生倒是从此名声大振，传遍方圆几百里，每天常有几个来求医的。起初蛇先生总是推辞不敢答应，但人们为了自己的性命，又因为他的推辞更信其秘方灵验，“交缠不休”。蛇先生没办法，只好偷偷与那些人敷衍。也合该他的运气到了，“真所谓着手成春”，药到病除，求医者不绝，他连卖青蛙的工夫都没有了，生活倒比以前更觉丰裕快活，听说他还没收人家的谢礼。
蛇先生越是受病家欢迎，愈觉提心吊胆，因为他前回尝过法律的滋味，而实际上他竟被默认了，原因不明，“但有一事共须注意，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实益，蛇先生的偷做医生，在他们的实益上是丝毫无损，无定者台语，说不定。还有余润可沾，本可付之不问，设使有被秘方所误，死的也是别人的生命”。
这天，一位本地小有名气的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