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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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尾处有段附记：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得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发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来给文家批判。《赖和全集》第1卷第5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克拉格比》即《恐怖事件》，它使赖和看到秦得参的悲剧有其普遍性、世界性，无论发达或者不发达的国家，只要有强权横行的地方，都会有类似悲剧发生。这就是说，法朗士的小说将赖和从悲哀得不能着笔的状态下警醒过来，坚定了必须将亲眼所见的悲剧揭示于众的决心。
但是，正如王诗琅所说：“一般的台湾作家，都受到（中日）双方面文学的影响，很少只有受其中一方的影响。但是赖懒云却是这个受到单方面影响较大的人。较之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可说是由中国文学培养长大的作家。”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而在中国文学中，不可否认，赖和作品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创作手法、风格上，与鲁迅最为接近。
忧国忧民、以笔为旗的鲁迅，在写作中每每直接切入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反映“奴隶”、“下等人”、“被吃者”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够拥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成为认识中国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唤醒民众的号角。同样，赖和与祖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一样，为了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用笔做刀枪，以歌为号角。他的作品多以台湾城乡下层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为题材，反映出百姓的命运及生存困境，揭露和鞭笞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狡诈、凶狠和灭绝人性的暴行，充满强烈的反帝爱国爱民情绪。小说《一杆“称仔”》、《丰作》，新诗《流离曲》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其中的主人公，原本已承受着社会极大的不公，只求凭着超负荷的劳动和超极限的忍耐，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生存下来，但是却被统治者及其鹰犬残忍地剥夺了生机。
鲁迅文学蕴含着的强烈的抗争精神，在赖和的作品中发扬光大。《一杆“称仔”》中，主人公痛感在这“人不像人”的世道里，“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与其做个任人宰割的“畜生”，还不如与仇敌同归于尽，体现了作者“生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意志。这种意志，在赖和的诗歌里表达得更加强烈、鲜明。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副标题是“寄二林的同志”，激情地感佩在彰化二林地区的揭竿而起反抗殖民者的蔗农们；《南国哀歌》由衷地赞颂“雾社事件”中，抗暴起义浴血奋战的山胞们；《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缅怀彰化保卫战中为抵抗日军入侵而牺牲的烈士们，呐喊出毁灭“这冷酷的世界”，“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的时代最强音。他的旧体诗也多有“世间未许权存在，勇士当为义斗争”、“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纵然血膏横暴吻，胜似长年鞭策苦”、“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这样的诗句。这一行行诗句，正是一首首气势磅礴的战歌，“激励民众的进行曲”，意在唤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哀号的台湾民众，为了自由，为了光明，与殖民统治者决一死战。
鲁迅文学的批判品格，也是赖和作品的基本特征。他和鲁迅一样，将社会的病症摊开来检视。赖和作品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四个方面。其一，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与法律的虚假、统治当局及其鹰犬横行霸道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这在赖和作品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二，斥责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对妇女的欺凌；其三，批评新旧士绅、知识分子不知亡国灭种之恨，苟且偷安，麻木不仁；其四，抨击台湾社会传统陋习以及多数民众对强权、对暴力逆来顺受的行为。
如果说，上述赖和与鲁迅相近的地方，还只是现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现实主义作家所共有的基本点，那么，鲁迅文学在文体形式、艺术构思等方面对赖和的影响则是无法抹杀的。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赖和的一些作品明显地有“鲁迅风”。例如：将鲁迅的《牺牲谟》与赖和的《一个同志的批信》两文比较，透露出赖和学习鲁迅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痕迹。《牺牲谟》是作为杂文收入鲁迅的《华盖集》中，曾在《台湾民报》上转载，一般认为这是一篇形式创新的小说；而《一个同志的批信》在构思上和形式上，都看得出是借鉴了《牺牲谟》并有自己的创造。还有人说，赖和的小说《归家》中“游子归乡今不如昔的叙事形式和艺术构思，显然受到鲁迅《故乡》的影响和启迪”；《斗闹热》中，“赖和描绘了洞箫悠扬晚风袅袅明月高挂的市街上，门口前骑楼下人们团团围坐闲谈的场景，与《风波》起首所描绘的临河土场上夏夜暮色里农家围坐在门口的情景十分相似。《风波》描写由七斤丢失辫子赵七爷出现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斗闹热》则是本街的孩子去中街舞青龙被人无端打骂而激起街民之间斗闹热的风波”，（杨剑龙：《影响与开拓——论鲁迅对赖和小说的影响》，《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5期第101页。）都表现了毫无意义的争斗。赖和的散文《前进》，表现文化协会分裂后的孤独与彷徨，通篇采用象征手法和悲壮的语调，无论在精神上或形式上都与鲁迅的《野草》中的部分篇章有相似之处。另外，鲁迅的“匕首式”的杂文，满含深刻的反讽，赖和的笔法在这方面，颇能得其神髓。
四、书写台湾：赖和的个性特征
赖和毕竟生活在日本殖民地台湾，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使他的思想观念及文学活动，都有不同于鲁迅的诸多因素。
比如，鲁迅在深刻的文化反省中，始终坚持“全面反传统”的精神。因为鲁迅痛感“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即畸形的民族文化同化力，使得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或遭到拒绝，或被同化、改变成能适应于维系旧事物生命的东西。这种惰性严重阻碍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取优补劣。因此，鲁迅觉得，只有在整体格局以及整个体系上的全面反传统，先进的东西才会被真正接受过来，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5页。）
赖和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接受了五四精神，自觉地担负起特殊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反省传统思想观念，检讨旧的社会习俗，目的是使台湾在文化上能够有所革新，民众在觉悟下能够大步前进，以适应现代世界，并积聚起从殖民统治下解放自己的力量。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文学的态度，不像鲁迅那样决绝（或曰“偏至”）。他虽然把旧文学称作“受人余唾的‘痰壶’”，认为它不是一种“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文学。但是，他一再强调：
既往的时代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旧文学自有她不可没的价值，不因为提唱（倡）新文学就被淘汰。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
小子怎么敢把既往文学，一切抹杀，不也说她自有存在的价值吗？无论杜陆，就是老先生所不取的王次回，（除了“教郎祗底摸挲遍，忽见红帮露枕边”一类句子）也有一丝生命。
——《谨复某老先生》
即使是对五四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赖和的批评也十分温和（见《孔子曰》）。这是因为，在沦为日本“外地”的台湾，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对接受新思想、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但自有文化抵抗的意义在，所以，赖和能用比鲁迅客观的态度看待它。这一点，从赖和一些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在1926年1月24日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里曾说：“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像那咏着圣代升平，吟着庶民丰乐的诗人们，真值得一骂？”而在后来的文章《应社招集趣意书》中他则换了一种说法，文章不长，现录于下：
唉！诗的一道，很难穷极，以陶冶性情，啸吟风月，亦以比兴事物，歌颂功德，唱和应酬，讽咏时世。是文学上的精粹，思想上的结晶。虽然若吟失其情，咏失其事。不仅仅使诗失了价值，连作诗的自己亦丧其品格了。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的诗人啦。
我们虽未尝学问，至诗的一道，亦粗晓得一二。所以要招集我们这样同志，组一应社诗会，讲求吟咏的趣味，琢励诗人的节操。凡彖们的同志呵，总望赞成罢。
我们这社没有什么规则。
凡所吟咏，以能表现个人的情感思致为主旨，以此不拟题目，诗不拘体韵，吾们大家心所感的，眼所触的，用诗表现出来的，勿论长短篇，有韵无韵，以一月为期，各人把一月中，自己最得意的选录两首寄来办事处。
吾们办事人，把各位社员寄来的抄集许多小册，分与各位互相评阅，成绩由总社员评阅为准，以定高下，要发表时开一次击钵吟会。《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11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篇短文写作日期不详，而应社成立于1939年9月，此文为征募成员的启事，所以当写于应社成立之前。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台湾实行了严厉的“皇民化”政策，全面禁用汉文。在这种背景下，赖和他们组成应社写传统诗，用意不辩自明。
赖和曾经说过：“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赃物。”同①，第90页。意思是说，台湾新文学虽然是受外来影响而发生的，有学习，有借鉴，决不是简单地模仿，更不是抄袭。赖和的作品正是这样，接受鲁迅的观点，学习鲁迅的精神，借鉴鲁迅的构思、手法，却创造性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比如，台湾当时是处在典型的警察政治体制下，“当时台湾的警察，不但对于经济政策，对于任何政策都是首当其冲的‘实行者’。这样强大的‘警察国家的体制’，是世界上未尝有的”。（［日本］盐见俊二：《日据时代之警察与经济》，转引自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09页。）日本统治者的严刑峻法，通过严密覆盖着的警察网得以施加于民众身上；警察也利用他们的特权，为所欲为，任意欺凌盘剥台湾民众。赖和作品有相当的篇幅是把警察作为殖民统治者的代表，描写他们如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及人民的愤怒与反抗。由于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后起的作家多是在他的教诲下，或从他的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成长起来的，所面对的又是同一时代背景，所以，谴责日本警察和在殖民体制“共犯结构”下甘心充当异族走狗的台湾警察的题材，在台湾新文学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这在大陆五四文学中没有先例，鲁迅笔下也未曾见过。另外，他的作品唤起民众起来抗击的呼声很高。鲁迅文学中，正面塑造反抗者形象或讴歌反抗行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常见。
由于赖和生存的时空，直接受到日本殖民体制的宰割，他面临的首先是殖民地解放的问题，他的文学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开始。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在他这里具体为改造殖民地性格。虽然他和鲁迅一样，高擎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大旗，但他更侧重于前者——反帝。从他的第一首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第一篇白话小说《斗闹热》，到最后一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始终没有离开过抗议异族侵凌的主题。如果说鲁迅是从反封建开始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话，那么赖和则是从反帝开始为台湾新文学奠基的。
当然，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