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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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扑先说墓适隆罚烟ビ谇宄鞔谡没窦涞拇怠；褂幸黄治粗欠裨⒈砉男∷怠陡换说睦贰罚哪芊从吵�19世纪30年代台湾犹存的民情风俗。这篇作品建构在几则以“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为主旨的民间故事上，如竹巷张姓娶妻、涂厝陈家招婿、仔阮姓地主起家等，当事人都贪妻家财而致富。小说里两位轿夫称这种钱为“卵鸟仔钱”，表示对这种行径的蔑视。小说所表现的两位轿夫抬着“我”一边说一边走，还不停地插进抬轿的行话，如“小！镇路，带溜”、“大无地，小挂角”、“小！溜，大步开”、“交缠！”、“踏步吞”等等，更是民俗学家需要研究的对象。赖和散文中涉及民俗文化内容的也不少，如《忘不了的过年》中，对小孩子拜年讨“挂颔钱”的描写；《无聊的回忆》里，对读私塾给先生送节仪荐盒的描写；《我们地方的故事》，对本地迷信鬼神的风俗的描写，等等。
赖和受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创作技巧上。他的小说语言浅显、直白，运用白描手法，并注意故事性，很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他的新诗在学习大陆五四新诗的同时，也从台湾民歌、民间戏文中吸收营养。如《呆囡仔》表现慈父对自己调皮贪玩的小女儿的满心喜爱，用的是民间童谣体；《寂寞的人生》，标明了用的是“歌仔调新哭调仔”；另一首《相思》，也标明了是用“歌仔调”。从民间歌谣中吸收经验，是一种新的尝试，虽前不乏古人，但在台湾新文学史上，赖和的确开风气之先。
和鲁迅一样，赖和创作与民俗文化的联系也基于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一向主张：“像老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词曲，就说没有文学价值，也只自见其固陋而已。”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推而广之，举凡“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都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丝毫不比正统诗文逊色，他还力排众议，热烈支持李献璋搜集、整理并主编《台湾民间文学集》，且为该书作序。他说：
这些被一部士君子们所摈斥的民间故事与歌谣，到了现在，还能够在民众的嘴里传诵着，这样生命力底挣扎，我们是不敢轻轻看过的；何则？因为每一篇或一首故事和歌谣，都能表现当时的民情、风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着当时民众的真实底思想和感情，所以无论从民俗学、文学、甚至于语言学上看起来，都具有保存的价值。赖和：《〈台湾民间文学集〉序》，《赖和全集》第3卷第10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他还说要不是业务上不允许他有这样的工夫，他就会去实现他的“野心”，跑到“这荒芜的民间文学园地去当个拓荒者”，为此，他一直“想来犹有余憾”。（赖和：《〈台湾民间文学集〉序》，《赖和全集》第3卷第1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其实，他并非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他的那篇《善讼人的故事》，就是为李献璋的《台湾民间文学集》而编写的。另外，在林瑞明所编的《赖和全集·杂卷》中，收有作者为杨清池的《辛酉一歌诗》。这是一首长篇弹词，说的是咸丰、同治年间的“天地会红旗反”（即“万生反”）。在这篇弹词之首，有一个署名“灰”（赖和笔名）的“抄注后记”，说明这是台湾中部一带颇为脍炙人口的说唱文学，版本有四五种；懒云（赖和笔名）先生曾请老游吟人杨清池来唱，费了几天的工夫速记下来；过了大约十年（1936年5月），发表前重新誊抄时，发现有几处遗漏和费解的地方，因此，又请来杨清池从头唱了一次。这首弹词连载于1936年9月至12月的《台湾新文学》第1卷8号、9号，第2卷1号。发表时，还加了注释和注音。从上述时间推断，赖和首次记录这首弹词的日期，当在1926年左右，距他开始新文学创作不久。可以说，他对民间文学的学习与吸收，是与对五四新文学的学习、效法同时并进的，并不是他后来有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思考，才“会将许多取材自民间的东西纳入文学作品中”。（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况且，向民间文学汲取养分，本身也是一种五四精神的发扬。
更为重要的是，赖和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上升到反抗殖民文化、保存汉民族内质的高度来看待。他在1930年写给《台湾新民报》编辑黄周（醒民）的信中说：
讲要把民间故事和民谣整理一番，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是大赞成。若不早日着手，怕再几年，较有年岁的人死尽了，就无从调查。现时一般小孩子所唱的岂不多是日本童谣吗？想着了还是早想方法才是。
黄周据此断言：“可见有于固有民族文化保存的人们，都是能得这样同感赞成。”醒民：《整理“歌谣”的一个提议》，《台湾新民报》第345号。林瑞明在引用赖和与黄周的话时说：“赖和这类歌谣作品《新乐府》、《农民谣》、《相思歌》、《呆囡仔》……等，即是此种理念的实践。”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433页。也就是说，不论是与赖和同时代的人（黄周），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林瑞明），都认为赖和对民间文学的重视是出于保存固有民族文化的思考，而不是有什么“台湾自主性”的考虑，即便是有，那也是针对日本，而非中国。尽管林瑞明后来有了改变，但他曾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无法否认。
民俗文化的来源原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思想，总是成功地对民俗文化起调整作用。因此，几乎所有民族的民俗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尤其是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华民族，更是如此。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意识，早已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对民俗文化进行调整，并融入民俗文化中。由此养育而成的“风俗”和“习惯”，“硬化”了人民的“体质和精神”，成为革新民族文化的障碍。鲁迅发现：“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版，第27页。所以，他把民俗中的风俗和习惯等放进文化批判的视野内，作为彻底推倒封建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鲁迅的著述中，从文化批判角度对风俗习惯进行剖析的，比较多的是针对着“迎神赛会”这一现象的。如《破恶声论》、《五猖会》、《迎神与咬人》，从迎神、祭祀、赛会等活动中，挖掘潜藏着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批判中国人性格中愚昧、野蛮、迷信、落后的一面，并揭示出其与封建正统文化的重叠之处。
无独有偶，赖和对旧风陋俗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亦有较重的笔力针对“迎神赛会”进行解剖与批判。如他于1926年1月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的小说《斗闹热》，“是最先批评封建社会迎神赛铺张浪费，表达期盼革新与社会进步的作品”。（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第126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出版。）小说借人们的闲谈，批评小城市民为了在“妈祖”的生日祭典中彼此争胜，不惜一掷千金的愚蠢和毫无意义：
“实在是无意义的竞争——胡闹，”丙喝过茶慢慢地说，“在这时候，大家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空儿，来浪费这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什么体面？”《赖和全集》第1卷第3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赖和不仅反对这种迫使穷人典当衣被、耗尽老本来迎合旧俗的陋习，还揭露了这实际上是当地学士、委员、中学毕业生和保正等“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借民俗信仰活动来斗富争权。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发起迎神赛会，用的却是小户人家的活命钱。
赖和还有对其他风俗、习惯的研究与剖析。如小说《不如意的过年》中，对汉民族过年赌博风气就有批评。在这里，赖和已把赌博的陋习与种族的受欺压、国民劣根性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了。可见，他与鲁迅一样，是把对民俗文化的思考，作为对整个民族文化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赖和还有一篇短文，是与杨守愚共同署名的《丧礼婚礼改革的具体案》。从行文中看出，该文是应大溪“革新会”的征求而作，大致如下：
…………
礼，在封建社会下，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庶民是不能妄议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已经是没有利用它的必要了，尤其是丧婚这两件，更表示他的宽大，所以大家也就有议论其改革的机会了。
本来这是用社会阶级做标准的，现在当然要用经济程度来做标准，但是现在台湾社会的经济程度相差，由普鲁至于资产家，其相悬不知道有几百十倍，自然是不能有这么多种的具体案，在我是要用最下层的来做标准。
丧，死过了二十四时间，就宜收殓，第二日出葬，祭一概废止，只于香的供献，送葬也要废止，这费用限二十五元以内（连棺材并算），居丧一礼拜，这中间接受亲戚朋友的吊唁。
注：或者有人引孟子和夷子的对话来批难我，但时代已经是不同了，况今日的人们，好像都视丧葬的厚薄为子孙的荣辱，所以有因顾体面而勉强负债以厚葬其亲的，这是多错误。
婚，若是男女两厢意爱，在可以结婚的时候，相率到保甲事务所去烦书记大人写下结婚届就算了，要是父母的主意，这手续就让父母去替他办理。赖和、杨守愚：《丧礼婚礼改革的具体案》，《赖和全集》第3卷第102—1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短短五百字，有解剖，有分析，有批评，有建议，有破有立，而且语含讥讽，表示对统治者的不屑。由此也可以看出，赖和对民俗文化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
5。 言文一致——“为大众”的文学语言观
目前，台湾一些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跟在叶石涛等人的后面，把1930年前后开展的台湾话文运动说成是“台湾新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台湾意识日高一日”。（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第69、71—72页。）而赖和不仅支持台湾话文运动，而且尝试将台湾话文用于创作，因此被派作台湾主体意识愈见强烈的证据，例如：
赖和浓重的汉族意识，晚年时已逐渐淡薄，继之而来的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觉悟逐渐形成。在30年代，他虽响应黄石辉的台湾话文为创作语言的主张，然而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很少用台湾话文。他仍觉得台湾话文还未成熟，用来写作，有窒碍之处。但是在1991年经林瑞明教授挖掘出土的他未发表的作品《富户人的历史》，却是大量应用台湾话文的小说。从中国白话文到台湾话文，这转折过程，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赖和的民族认同已经摆脱了早期的汉族意识，落实在台湾人为主体的思考上面。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6页。
所谓“台湾话文”，用其倡导者郭秋生的话说，是“台湾话的文字化”，而说白了，就是用台湾话写文学作品。这场运动是1930年黄石辉撰文提出，而在1931年由郭秋生正式发动的，旋即引起一场争论。从表面上看，黄石辉的主张：“用台湾话作文，用台湾话作诗，用台湾话作小说，用台湾话作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黄石辉：《怎不提倡乡土文学》，原载《伍人报》第9—11期，转引自廖毓文：《台湾文字运动史略》，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89页。是有那么点“自主”意识，但也用林瑞明的话说：“在日据时代这是对立于日本意识，而非对立于中国意识。”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