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仙排行榜 作者:黄晓峰-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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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大家对“天”、“帝”的认识还有几分理性，到秦汉以后，说起上天来更是口无遮拦，五帝之又抬出三皇，老实点的说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多少还有点因头；好吹牛的为了凑齐天、地、人三才，索性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每个都长着九个以上的脑袋，分别统治中国几十万年，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把“天”、“帝”当作孩子的玩具。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说明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神。在专制社会，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虚无飘渺的大佬实在是帮不上自己的大忙，真正办事的都是管点实事的神仙，虽然嘴上说自己受天命做皇帝，但是后来的玉皇大帝什么的反倒都是人间皇帝封的。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里记录了村长本义在老村长罗伯追悼会上的一段悼词：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在本义看来，“疯狗”前面的那些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类事情上。同样的，“天命靡常”之类证明天意的话，也可以套在任何先秦的古籍中一样。
有一则口香糖的广告是这样说的：“当你需要口气清新的时候，你可以来一块口香糖。”
以小人之心猜测，这个广告的潜台词大概是：平常时候，大可马马虎虎地不必注意口腔卫生。同样的道理，当国家需要一个全能的大佬的时候，就会搬出“天”、“帝”什么的，其他时候嘛，还是祖宗和传统更可靠。
对于中国宗教神话中至上神形象的不确定性，也许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弥散性来解释，不过，从专制体制的角度出发，皇帝的世俗权力总是想通吃一切的；如果一定要制造一个与自己对抗的神权，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 天梯
神话虽然充满了想象力，但总是比较朴素的。天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最初，天地在人们头脑中是比较接近的，神仙既然可能随时从天上下来，从理论上说，凡人也可以随意上天。古人的想法比较实惠，上天嘛，有个梯子就马马虎虎了。
神仙自己会飞，会飘，梯子对他们是没什么用的。而对凡人来说，天梯岂是想造就造得了的。《旧约·创世记》上说过一个故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上帝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耶和华使了个小手段，就让人类的努力前功尽弃。
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喜欢利用自然，不做非分之想。所以中国神话中的天梯基本是自然生成物，一种是山，一种是树。
最著名的天梯，当然就是昆仑山。在凡人眼中，昆仑山离天最近了。其实，这儿离天还远着呢！在昆仑山之上还有凉风山，上了凉风山就能不死；凉风山之上是个植物园，叫做悬圃，能到达悬圃，就具备基本的神通了，可以呼风唤雨；再上去到了上帝住的地方，这才能成为神。登天的过程其实就是成神的过程，普通人很难成功登顶，只有从事上传下达工作的巫师才能出入。成神太简单了没有神圣感，要是太难了又让人断了想头。
还有一座天梯叫肇山，据说仙人柏高曾经从肇山到过天上。
还有一座登葆山，据说是大小巫师们登天用的，其中就有商朝第一巫师巫咸。后来有人遮遮掩掩，说巫师们到登葆山是为了采草药。——唬谁呀？
真正有点人造意味的天梯是建木，据说是黄帝亲手种的。神仙栽的树当然与众不同，它正当天地的中心，高耸入云。到了中午，太阳照在树上，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站在树下大喊一声，也没有回音。据说伏羲就是从这里登天的。
但即便有天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是人人都能轻松成仙，谁来做凡人。所以，一般能够上天的都是神仙，或者是巫师，老百姓倒没听说谁能上去。这就像电脑游戏，玩上半分钟就死翘翘的游戏固然没意思，人人都会的“扫雷”，又显不出游侠们的水平。
神仙们造了各种形式的天梯，却没有及时成立天梯管理处。没有专人管理，制度不规范，时间一久，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巫师能登天，于是大家都抢着做巫师，当时从事这一行当并不需要职业资格认证，而且缺乏有效的考核手段，很快到处都有人办起了巫师速成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不为政府所承认的假冒巫师。更要命的是，很多正宗不正宗的巫师打着采草药的名头到到昆仑山、肇山、建木附近溜达，弄得天梯附近跟菜市场一样。人气是旺了，仙气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谁是神仙谁是凡人都分不清。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有人趁乱混到天上去，但是上帝（这时的上帝已经是颛顼了）还是很不高兴：
“要是人人都能成仙，这神仙还有什么搞头，我这天帝还有什么搞头。就算成不了神仙，这些凡人天天在我家门口晃悠，岂不是也烦得很。”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提升神仙的吸引力，就要把神仙弄成稀缺资源。于是，颛顼命令手下两个大神重和黎，将天地隔绝开来，人上不了天，神仙也不能随便下地。
当然，隔绝的方法并不是把山和树毁了，只是把天神和凡人分别管理，实行巫师资格认证制度，取缔没有办学资格的非法巫师培训学校，不允许家家户户都搞祭祀、巫术活动。后人管这叫“绝地天通”。
天梯和绝地天通虽然是神话故事，但也有历史背景。《尚书》把隔绝天地的责任推到蚩尤身上，因为蚩尤煽动苗民（颛顼的后裔）造反，弄得地界鸡毛鸭血。抛开巫师的问题不谈，绝地天通实际上就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同时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大清洗（那时的意识形态基本就等于宗教思想）。神仙就是神仙，凡人就是凡人，怎么能允许“扶犁黑手翻持笏”？
更重要的是，经过“绝地天通”这次大整顿后，只有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才能具备升天的资格。也就是说，祭祀的资格与个人的级别挂起勾来，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挡在了巫师的门外。
这一点，从祭祀的等级区别上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在周朝，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其余的公侯伯子男都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祭祀。至少在春秋时期，僭越是一项很重大的原则问题。楚庄王不肯为自己的健康越位祭祀黄河，孔子就非常高兴。在他看来，生命可以不要，等级差异是绝对马虎不得的。
对天梯的独占意味着对祭祀权力的独占，对祭天的独占也就意味着对世俗权力的独占。神圣的东西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稀少、罕见。由于独占世俗权力在事实上的不可能，神权许多时候也只能在形式上、规定中做出区分。我们在《左传》中可以看到大量在祭祀活动中僭越的事例，各诸侯、公卿带头违背祭祀原则，甚至拿天子特别封赏的祭祀专用地与别国交换。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去约束老百姓呢？
老百姓没有权力、钱财，但是他们有想象力。在天梯被夺去后，他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到达彼岸。
有一个故事就显得特别有智慧：
有一个住在海岛的人，发现个奇特的规律：每年的八月，就会有艘木筏子从海面漂浮来，不久又漂了回去，年年如此，时间从不更改。
这人好奇心起，他准备好充足的粮食和水，趁木筏来的时候，爬了上去，随着海波越漂越远。起初的十几天，还能看见太阳和月亮，以后就恍恍惚惚，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又过了十多天，到了个城镇，房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远远望去，楼阁上还有许多妇女在织布。他看见一个男子，牵了牛到河边喝水，就上前询问。那牵牛人大吃一惊：“你怎么到天河来了？这里是仙境，你快快离开吧。”那人不敢停留，仍随着木筏漂了回去。
回来之后，找人一问，星象学家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冒犯牵牛星。他定下心来一想，才明白见到的牵牛人，就是天上的牛郎。
看，此人不花美元，没办签证，竟然也糊里糊涂地到银河系旅行了一把。
绝地天通是一次宗教改革，但同时也是一次不够彻底的宗教改良。对广大人民升天的限制，从本意上来说并不是为了突出天的神圣地位，而是为了保证世俗权力不受动摇。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神圣的事物被世俗化了。
这让人想起了早期基督教中保罗的改革。保罗对基督教的改革使更多的非犹太人也加入进来，最终使基督教摆脱了地方性的局限，成为可以广泛传播的宗教，而上帝的神圣性就在基督教的传播中，更加凸显出来。但颛顼的这次宗教改革，除了将祭祀变成王公大臣们的权力游戏外，并没有顾及到神圣的价值，反而将其世俗化了。
在这些被独占的天梯外，老百姓还有更多的方法与神仙沟通，当然也更加的世俗化，官府就再也无力去管理了。
第三章人鬼情未了
哲学家也许就是不断挑战生活常识的人。比如因果关系，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就认为很不可靠。但对于不想讨论哲学的人来说，自然没必要到处挑战常识，尤其是挑战生活的常识。因为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 特别的鬼吓唬特别的你
哲学家也许就是不断挑战生活常识的人。比如因果关系，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就认为很不可靠。但对于不想讨论哲学的人来说，自然没必要到处挑战常识，尤其是挑战生活的常识。因为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在古人眼里，因果关系是普遍的，非常有效的。这表现在人世的报应观念上最为显著。早期人们对鬼的观念比较含糊，只要是有本事的鬼，都可能会对所有人进行骚扰。后来，鬼的观念逐渐精致，鬼活动的目的性也逐渐明确——主要对生前的仇人进行报复。
比如在先秦流传很广的杜伯报复周宣王的故事。
杜伯是周朝的大夫。周宣王的侍妾女鸠看上了杜伯，对他进行性骚扰，杜伯没有答应。女鸠怀恨在心，告诉宣王说：
“杜伯非礼我。”
宣王大怒，派薛甫和司空杀掉杜伯。不久，杜伯就现身向宣王喊冤，宣王求救于祝。祝说：
“当初杀死杜伯，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宣王说：“是司空。”
祝说：“那为什么不杀掉司空表示道歉呢？”
宣王就又杀了司空。可杜伯还是变成人来，说他没有罪。司空也变成人来说：
“臣又有什么罪？”
宣王把这事又告诉了皇甫，说：
“祝给我出主意让我杀人，我杀的人又都变成人来向我诉冤，怎么办呢？”
皇甫说：“只要杀了祝来道歉，就可以了。”
宣王就杀了祝向前两人道歉，还是没有用，他们又都变成人来找宣王。三年以后，宣王到野外游猎，杜伯乘着白马拉着白色的车，司空和祝戴着红帽子站在他的左右，从道边奔驰而来。杜伯拿着红弓搭红箭，一箭射死宣王，了结了这段恩怨。
应该说，报应观念最初出现时，主要集中在帝王将相身上，平头百姓很难享受这种待遇。并非所有的鬼都有本事报复仇家，只有生前有钱有势，死后才有可能成为厉鬼，一般的“乡下曲辫子”，能吃顿饱饭就不错了，死了就算变成鬼也没什么能耐。
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强调等级的鬼魂观发生了变化。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众鬼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报应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而开始逐渐平民化和世俗化。不仅国家大事，即便是芝麻绿豆大的家庭矛盾，也被归结到因果报应上。这方面的故事非常多。
轮回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前世、甚至是前前世的矛盾和仇恨，也要在观念中有个了断。因果报应成了连环套，成为阴世阳间的主要社会矛盾。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清朝时，山东有个管盐务的官，名叫卢宪观。有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