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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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有时高达六十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7〕。这是出自行刑人的记录，夏尔－亨利已经成为一架杀人的机器了。此外，收获月29日处死十六名修女，热月7日处死三十六人，8日处死五十五人……
恐怖使法兰西的革命演绎成一场巨大的不幸与悲剧，人人自危，相互猜疑，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明天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战战兢兢，一无所知，时光不再转换，只有血腥在凝固的空气中迷漫，怨恨却在悄悄地聚集，等待爆发的那一天。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讲时，他的讲话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过去，他演说时总是习惯地、发号施令般地宣布一些条例、法令之类的内容，这次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虽然语气上一如既往地咄咄逼人，然而不免多了点色厉内荏的味道。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为保全自己性命的辩护：“但是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指责为是那些我曾对之尽过职责的刽子手，被指责为是那个我曾忠实服务过的国民代表机关的敌人。”〔8〕革命的罗伯斯庇尔怎么也料不到强权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脆弱，那就继续为自己开脱吧：“不管怎样，我的专政停止至少已经有六个星期，我对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影响。”〔9〕然而，六个星期能抵消这一年多来积累的怨恨吗？他似乎天真了些。
接下来的事变就顺理成章了，用一句比较革命的文字处理一下就是“他必将受到人民的严厉审判！”审判确实是够严厉和迅速的，完全符合他对革命法庭的要求。热月10日即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决，连同他的追随者共计22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杀人家族》一书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将7月28日错为7月18日〔10〕，只是这一点对他的死并不重要。
为法国大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罗伯斯庇尔最终倒毙于自己一手制造的恐怖之中。血腥既是残酷的也是公平的，或者也算是一个谁无法逃脱的因果？如同路易十六设计断头台时的状况一样，罗伯斯庇尔在宣布路易十六死刑时怎么会料到自己会背负着同样的命运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历史。
不用说，为罗伯斯庇尔行刑的还是那位夏尔－亨利。
大革命中的恐怖进程固然引人注目，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夏尔—亨利的感情取向，他执行的是法庭的判决，不论谁在主宰法庭，但任何法律都无法对他的感情取向作出明白的规定，即便是《嫌疑犯律》也无法对每一个公民思想进行一番完全准确的甄别：他憎恨罗伯斯庇尔，同情丹东，忠于路易十六，所以在给路易十六行刑后偷偷地为他做了弥撒；而为罗伯斯庇尔行刑后则用他的头颅做了交易，第二天用蜡精制的罗伯斯庇尔头像便出现了。夏尔－亨利的本质是一个王党分子！他成为“革命的拱顶石”才是恐怖的真正悲剧所在。
罗伯斯庇尔被埋葬掉了，但人们对恐怖乃至对死刑的话题却不能停止，雨果和大仲马都曾给予死刑问题极大的关注，并积极要求废止，为此与桑松家族还有过来往。而正是雨果、大仲马们开始了法兰西的浪漫主义历程，使法兰西对平等与自由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追求，而逐步成为民众的精神需要，尽管两者的方式绝然不同，甚至是相互抵牾的。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浪漫主义冲淡了恐怖的血腥。但是，如果没有1789年的大革命，没有法兰西的浪漫主义文化，我们就难以预料法国人在追求平等自由的艰难行程中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还需要多少岁月的奋斗。
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获得了应该得到的成果，那么我们呢？
注释：
〔1〕〔2〕〔4〕〔6〕〔7〕〔10〕郭二民编译：《合法杀人家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0、72、124、65、132、135页。
〔3〕〔5〕〔8〕〔9〕＇法＇罗伯斯庇尔著、赵涵舆译：《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157、202、217页。
三农问题与民粹派
？ 林子明
“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泛指农村贫困化的问题。2000年3月8日，湖北省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领导写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三农问题首次引起全国注意，目前中央正出台一系列政策扶助“三农”。
民粹派是十九世纪俄罗斯革命运动的一个派别。其成员多是富裕家庭或贵族出身的青年，他们身怀对“人民”的负罪感投身于革命运动，为这一事业甘愿弃绝私利，乃至自我牺牲。马克思曾经密切关注民粹派的斗争，热切赞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同时也指出错误与不足）。有关民粹派的文学作品非常多，如高尔基的《丹柯》、屠格涅夫的《门槛》。英国女作家伏尼契长期与民粹派交往，感于他们的事迹写了小说《牛虻》，只是把故事的背景换到了意大利〔1〕。今天的中国是很少有人知道民粹派了，但在清末民初，民粹派的事迹曾广为传播。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当时将民粹派称为虚无党）一文中热烈称赞民粹派：“虚无党之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羡，使人崇拜。”〔2〕廖仲恺在《苏菲亚传》一文中感叹：“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3〕秋瑾以民意党（民粹派分支）女杰为自己学习榜样。即使到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难友们在献给江姐的诗中还这样写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4〕
但是三农问题与民粹派有什么关系？难道它能为现代中国提供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这真是“海外奇谈”了。
民粹派是一个“屡犯错误”的组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走向民间”运动失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八十年代以个人恐怖手段与沙皇政权作斗争，牺牲了一整代精英；九十年代后分化，一派提倡渐进改革，被斥为“自由主义民粹派”，一派坚持暴力革命，更名为“社会革命党”〔5〕，两者都没有得到善终……
长留青史的，惟有那不合时宜之心……那泣血丹心。
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如民粹派爱农民之深！
“知识分子欠人民一笔债……”、“知识分子能读书，能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是由于人民（主要指农民）为他们创造了衣食和其他物资条件……”、“知识分子应当尽力改善人民的境遇，提高其智力、道德和觉悟，以报答深厚的养育之恩……”〔6〕、“离开纸醉金迷的生活，走向干粗活的人们！……”、农民是“兄弟”，“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你疲倦而又悲伤……”〔7〕、“走向民间，教农民读书，替农民诊病，以知识为农民服务……”
“月儿弯弯照高楼，高楼本是穷人修，寒冬腊月北风起，富人欢笑穷人愁……”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自觉走向农村……
这是人类良心突然觉醒的时期，这是十九世纪俄国独有的现象。
民粹派何以叫民粹派？除了“民众之声、神明之音”为其宗旨外，与他们是“农民社会主义者”有关。何谓“农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条件，能够避开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独特条件就是俄罗斯自古以来存在“村社”——一种“集体议事、土地公有、定期重分”的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能够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此后俄罗斯全部生活的主要阶级，是农民——当时所说的‘民众’。民粹派把农民公社、把劳动组合看作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阶层组织。他们觉得，如果农村中的旧制度能保留下来，如果旧制度下的合作精神，遇事‘共同’解决，‘大家一起’商量的习惯，以及宗法式的关系和观点能保留下来，那末，这就保证了国家将来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而过渡到社会主义。”〔8〕
这是什么理论？难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社会民主派的论战中，它会败下阵来。
百年已逝，当年的民粹派与论战对手俱已成为故人，今天当我们心平气和地回顾往事，不得不承认（不论民粹派的初衷是什么，保留传统价值？还是想减轻改朝换代的振荡？），旧村社是一种资源，民粹派“保留旧村社建设社会主义”极有见地。
管理成本实在是太低了！没有层层叠叠的管理机构，没有庞大的管理层。旧俄农村公社实行的是集体议事制——大事由“村会”（家长会议）、“长老会”（辈分高、德望高、家族关系广的长者会议）讨论，小事由村长决定，管理者也是劳动者，少数“公职人员”如村长、司书、司库等由两种会议选举产生，一般只有很少报酬〔9〕。几百年来，沙俄政府靠如此低成本管理着广大农村，不仅能养活国民，还有粮食出口（西方学者认为公社通过土地“定期重分”，“抑强扶弱”〔10〕，起了稳定农村的作用）。革命后苏联大大提高了农业管理成本，却长期粮食紧张，粮食人均产量始终达不到革命前水平，最后成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1〕。值得后人好好深思。
李昌平的《“三农”寻思录》有一组这样的数据：中国有二千八百个县，每个县有六十多个科局，全国有近五万个乡镇，每个乡镇有十五个部门，县乡干部大约有三千二百万人，每年工资需三千二百亿元。全国有约八十万个行政村，四百六十万个自然村，村级干部约一千五百万人，年工资需七百亿元。县每个科局每年需三十万元运转费，乡每个部门每年需三万元运转费，全国总计六百亿元。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安排每年需一千亿元。另全国县乡村债务总达六千亿元（其中官方统计乡一级二千二百亿元），每年支付利息八百亿元。六笔总计，共六千三百亿元〔12〕。
六千三百亿不是个小数字，我国GDP总量2000年之前是七万五千亿〔13〕，2000年达到八万亿，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村矿业产值）以百分之三十五计，约二万八千亿。我国农业人口为九亿，他们的生活总费用每人每年以二千四百元计（这是个很低的数字），总计二万一千六百亿。扣去这个数，二万八千亿剩六千四百亿，它拿来干什么？付帐？付上面的六千三百亿？
我们不懂经济学，但见过企业如何搞生产，一个企业决不会将它的年产值全部用于发工资，它必须留下折旧费用（用于设备维修）、技术更新费用、基建费用（有些体现在每年还贷中），它还要划出培训、教育经费，有时还要划出科研开发经费……这样的企业才有前途。农业不是企业，但它同是生产系统，万家同此理。
提一个外行问题：农业有没有“设备”？农业如何体现“折旧”？撇去河流、山川、大地、湖泊美的价值以及人文价值，大地、山川……不就是农业的“设备”吗？农业从大地生产产品如同企业从机器生产产品。从老祖宗算起（算两千年吧），谁为此“设备”一笔一笔付过折旧费？它负载着庞大的人口运行了两千年，现在已经超负荷，也许这才是“三农”困境的根源。现在我们认识到它应该大修了，可是我们一看，从农业自身的产值中，已经拿不出这笔费用，因为农业的“剩余价值”全部拿去养人了。
经济学界有种观点：搞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原始积累，社会主义靠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前苏联搜刮原始积累太狠，把农民抠得太苦〔14〕。这个观点应该没有什么大错。我们也提出一个补充观点，即社会主义在前期是能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的，因为那个时候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养人少。一旦“原始积累”化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规模经济形成，国家有了“完善”的管理系统（农村也有了），就开始养人了。“原始积累”就没有了。
有人说，民粹派如果后来在苏联执政，也搞社会主义，一定不会搞腐败！他们想从腐败中得到什么？特权？各种享受？荣华富贵？这些特权他们原先不是都有吗？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牺牲了一切乃至生命，与其今日，何必当初？托尔斯泰也说民粹派比其他政党高尚。——我们不敢苟同这种观点，人是会变的。但是我们敢肯定，民粹派若执政，苏联农业“剩余价值”不会拿去养人，也不会“原始积累”突然就没有了。他们会珍惜农业（他们本来就是农民社会主义者），苏联经济的泉头永远不会枯竭。在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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