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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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古 今
域外传真 “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 周 宁
灯下随笔 “五四”精神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张全之
灯下随笔 凄风苦雨走瑷珲施晓宇
灯下随笔 剃发·蓄辫·剪辫子王晓天
灯下随笔 合法的杀戮施京吾
灯下随笔 三农问题与民粹派林子明
灯下随笔 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张晓群
其人其事 另眼再看八大山人陈椿年
其人其事 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袁小伦
其人其事 李敖与胡适董大中
其人其事 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吕明涛
史海钩沉 “三·一八”枪响之后傅国涌
书屋品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褚静涛
书屋品茗 我们的差距有多大？韩连庆
书屋品茗 英雄，谁是英雄？朱伟一
法制经纬 效忠誓辞：席卷全美的宪政风波邵 建
错读儒林 旦角大奖赛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补 白 实事求是龚英甫
补 白 共产主义龚英甫
封 二 两个老几黄永厚 文画
封 三 二鬼推磨韩 羽 文画
《书屋》2003年第四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当站立在高原之巅，极目远望，莽莽苍苍的大山连绵起伏，峰峦叠嶂，似脱缰的野马奔突腾跃，飞驰而来，你禁不住浮想联翩：若干万年前，一次又一次地壳剧烈的沉降、撕裂、碰撞和轰响，炽热喷涌的熔岩裹挟着熊熊的火焰四处蔓延，水草丰茂的一马平川渐渐地跃动起锯齿般跌宕的脊线，波光粼粼的宁静的湖水不见了，那蹀躞在绿草如茵之中的悠闲的精灵消逝了，代之是巍峨的群峰刺破蓝天的沉默无语。
当伫立在沙海边缘，望不尽头的一堆堆沙丘平铺成无边无际的海洋，在呼啸的白雪中旋转着，跳跃着，咆哮着，扑面而来，势不可当，你禁不住感慨万千：往昔，或许这儿月白风清，桃红柳绿，而今虬曲死寂的老树在沙石的鞭打中瑟瑟发抖，光秃秃的枯枝上似乎只残留着丝丝无可奈何的春梦；深深掩埋在沙丘中破损风化的断墙斜壁，冰冷尘封的砖块已无法寻觅曾经辉煌热闹的身影；悠扬的驼铃远去了，清澈的泉眼里已淌不出一滴甘甜。
……
当这一切的一切涌塞一起的时刻，哽咽的心头不免发出这样的浩叹：日月永恒，岁月如何；生命苦短，人生如歌。
孔子说得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说得好：“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先哲的睿智之语启迪我们：生命的端点就是终点，生命的终点也即端点，偶然的诞生意味着必然的死亡，因为，无情的岁月会把秀丽丰满的少女雕塑成丑陋削瘦的老妇，会把英俊潇洒的少男雕刻成佝偻矮小的衰翁。
……
生命真的会如此绝望悲观吗？
然而事实是，在人生的旅程中，脆弱的生命往往于巨变中呈现出另一种显赫和鲜亮啊！正如，在广阔的视野里，高原，壮丽成大地妙不尽言的雄伟和深沉；沙海，浑远成大地无穷无尽的神秘和深邃。
面对思想者们被岁月压弯的身躯，蓦然瞥见其头顶上耷拉的稀疏白发，我常常陷入许久的沉思之中：当惊喜于他们呕心沥血的文字中思想的灼灼光彩时，人们应该感动那张张纵横的沟壑爬满岁月风霜的微笑的古铜色脸庞，尽管其嘴角的翕动有时是沉重苦涩的，但，却是生命坐拥智慧的大境界了：
沧——桑——之——美——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城 隍
城隍神是华夏民间俗神中产生年代最为久远的神祇之一。他伴随着城市的形成而产生，其原型的产生年代可以追溯到周代所祭祀“八神”之一的城坊水沟之神“水庸”，后从自然神向人格神转变。最早载诸史册的是三国时期吴国赤乌二年（二三九年）修建于芜湖的城隍庙，之后便史不绝书。自唐代起，城隍神开始由人神也即死后的人鬼来担任，许多著名的城隍爷即是为国捐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或爱国将领，当然还有为民做主的清官廉吏。所谓“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五礼通考》）。如果说阎王是治理地府的阴官，那么城隍则是保护阳世间活人的阴官。“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放在城隍身上庶几近之。
城隍的基本职能是对城市及其居民提供各种保护，大致有翦恶除害、护国安邦、祈晴降雨等，职权极为庞杂，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最值得注意的是“烧王告”，也称“告阴状”，即民众蒙冤受屈而在人世间不得申诉平反，则将状诉焚烧于城隍庙，求其帮助伸冤。
城隍职位的确立出自人间，最初为民众因缅怀而祀奉，后则由帝王来敕封。农民皇帝朱元璋最信奉城隍，建国伊始，便册封京师及天下城隍，比照人间官制之职级层层加码分封，京师的都城隍及朱皇帝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另外五座城市之城隍均封为王；最低级的县级城隍也封为伯爵，与京师之都察院佥都御史（监察部助理部长）、大理寺左右少卿级别相当，远比七品芝麻官的知县为高。其动机为：“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万 方 文）
“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
？ 周 宁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两种“黄祸”，一种来自中国本土，一种就在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恐怖传说，是西方二十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十九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
义和团是本土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那些生活在伦敦、旧金山“唐人街”，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1〕。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
一
二十世纪开始的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起义。这大概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广泛而深切注意的事件。因为一再经受打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华帝国，突然从其腹地，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危险可怕的中心，爆发了一次野蛮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的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传到西方，似乎证明了他们某种不祥的预感，也唤醒了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沉睡的噩梦。预感是关于“黄祸”的预感，而噩梦则是“启示录”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众多的魔鬼部族，将攻占蒙爱的圣城……〔2〕
首先是“黄祸”传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半个多世纪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冲突中连连失败，已接近衰亡与屈辱的极限。这一年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等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面对大家，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郭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耸人听闻的黄祸幻景，虽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3〕，但画家的画却很快流传开来。1898年，美国也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那么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觉得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帝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排华风潮，这都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克尔南（V。G。Kiernan）谈到“黄祸”时指出：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4〕。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5〕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6〕。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7〕；二十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二十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8〕，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十九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9〕。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然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虽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