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哲学思想史-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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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阶段及经历两次飞跃的观点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发　

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性。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　

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　

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于物质　

条件之上，他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凭借该舞台，　

军事家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问题　

上，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同毛泽东等人主张的“持久战”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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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提出“亡国论”和“速胜论”。为驳斥这两种主张，澄清党内外在中　

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朱德写了大量著作，如《论持久战》、　

　《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它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的军事辩证法，其中，《论持久战》更具特殊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战争方法论的思　

想，提出了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　

机械论倾向，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根本规律等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客观　

的全面的观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对立统一的观点。他　

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　

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中日战争的总特点，它可具体展开为下　

面四点：第一、日本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在这些方面　

是弱的；第二、日本进行的战争的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　

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国小，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的　

战争，中国国大、人多、兵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国际上，日本失　

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于对全部敌我对　

比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他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上述特点及其战争　

过程中将发生的量变、质变，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且会经历三　

个阶段——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的相持　

阶段，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的论述不仅限于中日战争，而且在辩证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　

点、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论述一般战争。首先，他阐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　

系。他说，一方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它　

的性质、主要轮廓和发展趋势基本上为政治所决定；另一方面，战争又有其　

特殊性，它有一套组织——军队及其附随物，一套特殊方法——指导战争的　

战略战术，一套特殊过程——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它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只有懂得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才能认识战争　

的性质，揭示战争的规律，正确指导和进行战争，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　

泽东指出，任何割裂战争与政治的联系，或抹煞战争与政治的区别的观点和　

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其次，毛泽东阐明战争客观规律与自觉　

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有其自身　

的特点，即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点表明，在战争中充分发扬根据和符　

合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至关重要。所谓“自觉能动性”是指，“一切事情是要　

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　

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　

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　

名之曰　‘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他说，　

战争具备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胜负。要　

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如指挥员的主观努力、审时度势、周密计划、　

充分准备、对战争规律及战争双方情况的认识，人民群众的积极发动等主观　

因素。毛泽东把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概括为三种具体形式——主动性、灵活　

性和计划性，并结合中日战争，作了具体论述，批判了机械论的唯武器论。　

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从个别进到一般，再由一般返回到个别。毛泽东遵循认识　

规律，在论述了一般战争之后，又论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及人民大　

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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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和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指导者不能离开战争双方　

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但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计划也必须　

随着战争过程的推移而改变或修正，人民军队中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须交叉进行。由于它们本身的特点不同，　

战争双方具体条件、具体任务和目的不同，它们在各个阶段上所占的地位和　

所起的作用就不同。要坚持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还指　

出，军队是战争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实现战略战术的物质力量，而军队的基　

础在士兵。必须做到官兵一致，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可保证　

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就必须发动和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实　

行人民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军队和人　

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使人民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天下无　

敌。因而“兵民是胜利之本”。这表明，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条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1947年，解放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伟大的历史　

转折关头，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目前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阐明中国共　

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军事纲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　

辩证法。这里仅论述军事纲领中的辩证法。　

　　　　　军事纲领即十大军事原则，是战争进攻阶段的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它　

提出的依据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及同党内“左”“右”　

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经验。它既反映了解放战争的特点，也反映　

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产物。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指出，在确定先打与后打，先取与后取，以及哪类城市须“坚决　

夺取”或“相机夺取”或条件成熟后夺取时，必须具体分析敌军的分散与集　

中、弱小与强大、攻取城市与农村的难与易、敌人守备的城市的强固与薄弱　

等具体情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他还指出，在敌我力量　

　（就数量来说）对比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　

役，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绝对的优势，以获取战役的胜利。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们在全体上可转变为优势，歼灭一切敌人。这是量变与质变的　

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毛泽东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　

都应全面了解并且具备主观条件与客观情况，如察明地形、敌情，明确任务、　

目标，部署兵力火力，进行政治动员，做好后勤保障，选择打击对象等；都　

应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用”，发挥自觉能动性。他揭　

示了战争中的根据与条件、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观点，　

并贯穿于十大原则之中，指出敌守备的据点和城市可由强固发展变化为薄　

弱，我军数量上的劣势可发展为优势，攻击目标和打击对象可在战争发展中　

不断转换等。总之，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成功地应　

用。　

　　　　　政治领域。毛泽东在政治领域对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他以辩证法　

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2年，为了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延　

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　

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领导方法的总结，是辩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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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运用。　

　　　　　毛泽东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共产党人进行任何一项工　

作时必须采用的。一方面，领导的积极性若不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将成　

为少数人的空忙；而群众的积极性没有领导骨干去积极组织，将既不可持久，　

也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和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来　

自对群众意见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回到群众手中，指导群众的行动并接受群　

众行动的检验。他明确宣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55页）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难看出，这是群众史观和认识总规律　

的具体地、成功地运用，也是群众和领导、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的辩证关系的运用和提炼。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他说，做任何工作，既要有一般的普遍号召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要　

有对所号召的工作的具体地、实际地、深入地实施，以获取经验、广泛实施　

并检验一般号召正确与否。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组成部分，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例。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　

方法是“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在一定　

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我们必须抓住这中心工作，切忌不分主次，平　

均用力，同时也必须照顾其他工作、经常性工作，做到主次结合。这是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化。　

　　　　　1945年8月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即将开始，而此时，党内外、国内外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观点、言论。为确保　

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方针，毛泽东再次运用唯物辩证　

法，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回答了现实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是说，战后存在　

着由谁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面对这种　

局势，毛泽东依矛盾辩证法，阐述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　

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　

策略。他说，蒋介石一贯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并用。为此，我们也必须政　

治谈判和军事还击并举，以政治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和平”阴谋；　

以军事还击击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还指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必须认识清反动力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目前状态下是强大的，但它实为腐朽力量，而人民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必会强　

大起来，战胜旧事物，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此其一。其二、一切　

事物都具有矛盾两重性，并相互转化。反动派亦如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　

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和先进者，当它们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它们就成了　

反动的、腐朽的阶级。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律。其三、在战略上，要藐视　

反动派，有打败它们的决心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