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文化教育史-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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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刊物中，也有一些内容为论说、调查、译件、大事纪的杂志，　

受到读者的关注。　



　　　　　　（3）图书出版业的繁荣　

　　　　　随着近代机械印刷术在亚洲主要国家的流传，随着这些国家广大知识界　

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需要的与日俱增，图书出版业也进入了繁荣发展　

时期。　

　　　　从图书出版机构的分类来看，在日本，有影响的图书出版机构是这样一　

些出版社：首先，教学用书出版社，如1881年创立的三省堂、1909年创立　

的讲谈社、东京书籍株式公社、以及1918年创建的大修馆书店等。其次，学　

术著作出版社，如1896年成立的同文馆出版社、1898年成立的风间书店、　

1913年成立的岩波书店等。第三，专业用书出版社，如1875年问世的金原　

出版社、1901年创办的南山社等，专门出版医学、药学书籍；1903年成立的　

第一法规出版社专门出版法律用书；1912年成立的日本交通公社出版事业局　

出版旅游用书；1907年成立的研究社则专门出版英语读物。第四，科学知识　

出版社，如1912年成立的诚文堂新光社等。　

　　　　　日本出版社中，教育和学术出版社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可见明治时期　

对发展教育、开展学术是相当重视的。　

　　　　　斯里兰卡在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也建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出版　

社，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如1876年成立了以出版历史、艺术、法律、　

医学和技术教育书籍为主的凯夫出版社；1898年又成立了一个出版艺术、历　

史书籍的德锡尔佛父子有限公司；1904年成立了出版文学和技术类图书的巴　

斯蒂恩有限公司；1913年成立了以出版教育书籍和通俗读物为主的根塞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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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布莱克尔出版社和朗曼林出　

版社于20世纪初在印度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并出版发行了供印度学校　

和学院使用的各种教科书，对印度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印度尼西亚于1908年成立了土著学校及普通读物编辑委员会，又称民众　

读物委员会。1917年在荷兰人占领时期，该会改名为国家图书出版局，向全　

国出版发行了各种图书，从此，印尼的图书出版业开始起步。　

　　　　　中国的图书出版机构有这样几种类型：　

　　　　　古籍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1879年英商美查在上海设立的点石斋石印书　

局，该局采用由奥国人逊纳菲尔德发明的并于19世纪30年代传至亚洲的石　

印术翻印了不少古籍。如李汝珍的《镜花缘》、王墀编绘的《红楼梦图詠》、　

漱六山房（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同时也出版大型工具书，如石印本《康　

熙字典》颇受称道。继点石斋石印书局之后，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书局、鸿　

文书局等石印书出版机构也纷纷成立。有的不仅石印古籍，也石印彩画、画　

报等。　

　　　　　教科书出版机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兴起，教科书出版业开　

始兴旺。当时从事教科书出版的书局很多，如广智书局、文澜书局、文明书　

局、商务印书馆、南洋公学等。后来，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中华　

书局等也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教科　

书的出版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竞争，并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直到1917年，由　

于其他书局的界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教会书籍出版机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出版机构有墨海书　

馆和美华书馆，主要出版《圣经》等宗教书和一些科学启蒙读物。19世纪下　

半叶，传教士又创办了广学会、格致书院、益智书会，以及大英圣书公会、　

大美圣约会、苏格兰圣经会等出版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1890年，这些出　

版机构出版的中文书籍就有1000多种。尤其是广学会，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　

太出任督办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其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出版的　

新书和重版的旧书可达上百种。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属于宗教性质的，也有一　

些是有关科学、地理、历史方面的，出版这些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从思想上，　

精神上起到麻痹、毒害中国人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客观上也起到介绍有关　

知识的作用。　

　　　　　翻译出版机构，中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机构是1862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　

而评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1868年开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它为适应当　

时外交往来和军事生产的需要翻译出版了不少欧美书籍。中法战争后，中国　

的翻译出版事业获得较大发展，除原来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外，私人的译书　

局也开办起来了。如1897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设立了农学会，曾翻译农书百　

余种；是年，梁启超等集资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翻译了各国变法之书、　

宪法书和商务书；1898年，董康、赵元益等集资在上海成立了译书公会。这　

个时期，翻译出版的书籍也从英文、法文扩大到俄文、日文，特别是随着留　

日学生人数的增多，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尤为兴盛。从翻译的内容来看，有　

民主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哲学等，至20世纪初，又发　

展到文学，而且还出了一批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家，其中严复及其所译《天　

演论》，林纾及其所译《茶花女遗事》最著名，影响最广。　

　　　　　从图书形式的变革来看，日本明治初期出版的图书主要是用日本纸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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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线装本。1876年，由于学习了西方印制技术，进行纸张印制方面的改革，　

使用生产的西洋纸张，开始出现了“洋装书”，“洋装书”的问世，是日本　

图书形式变革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近代前期，图书是用手工雕版印刷或木活字印刷，使用软纸、沿　

用线装的。新式机械印刷术传入后，不仅用机器铅印取代了手工印刷，而且　

还导致了造纸材料的变革而产生了“洋纸”，取代软纸后便实行双面印刷，　

并改革线装，实行图书的平装和精装，满足了人们对图书的需要。　

　　　　　日本、中国对近代图书出版形式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亚洲图书出版业　

的发展。　

　　　　　从书市的兴起来看，日本书市的发展是在1887年左右。这是因为明治后　

期，人们追求新知识蔚然成风。东京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也是文化　

中心。在东京，学校林立，人文荟萃，旺盛的读书风气不仅刺激了大批出版　

社的创立，也刺激了大量书店的成立。那设置在一些繁华街道的新旧书店，　

常是文人学者和青年学生光顾的地方。东京的书市在亚洲国家中是颇有名气　

的。　

　　　　　中国的书市更具有特色。在中国，不仅有北京琉璃厂、上海棋盘街这种　

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书市的存在与发展，也有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商务印　

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这样的新书业的崛起与开拓。　

　　　　　琉璃厂旧书市的特点是不仅经营古籍，还经营与文化人关系密切的用　

品，如古董、眼镜、烟筒等日用杂物，这样的店铺彼彼皆是。上海棋盘街的　

旧书业经过戊戌变法，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在经营种类上也发生显著变　

化，旧书店在经售古籍、医书、小说同时，还增加了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新书出版等内容，使经售业务增添了新的色彩。　

　　　　　北京琉璃厂和上海棋盘街是当时中国旧书业的集中代表。除此，山东省　

聊城、四川省成都等地，也有着一定规模的旧书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为代表的新书业，其经营特点是这样的：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起由张元济任　

所长，这是一位学贯中西、有远见、有开拓精神的出版事业家。在他主持下，　

商务不仅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更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的出版。其先　

后编印的《汉译世界名著》和《自然科学小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是位精明强干、刚毅果断的人，局长、总经理、　

编译所所长、发行所所长等职一人独兼。在其主持下，主要从事教科书的出　

版，后又从事印刷，其彩印居全国之冠。　

　　　　　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是沈知方，其主要出版通俗小说，如张恨水的言情小　

说《春明外史》、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福　

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都是风行国内外，畅销几十年的作品。　

　　　　　书市的繁荣，书业的发展是图书出版业兴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中　

国对书市、书业的注重，是其近代图书出版业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出版法令的制订来看，亚洲国家中最早制订并颁布国内版权法的是日　

本。明治政府在1889年颁布日本第一部宪法的同时，制订了国内版权法。　

　　　　　中国清朝政府于1910年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但不久，爆发了武昌　

起义，清朝统治被推翻，其颁布的出版法令也随之失去法律效力。不过它对　

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令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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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袁世凯政府为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制订了　《出版法》，1915　

年又制订颁布了《著作权法》。这两个法令对著作人、出版者及出版物都规　

定了苛刻的条令，其实袁世凯的实际迫害，远远超越了法令的规定范围。　



　　　　　　　　　　　　　　　　　　　　　　　　　　　　　　　4。亚洲体育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近代西方体育也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了亚洲。　

亚洲不少国家在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行所谓文明制度的过程　

中，逐渐接受了西方体育，并把其揉进了传统体育中。这样，近代亚洲就形　

成了一种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浓重的民族个性的新的体育形式。　



　　　　　　（1）近代西方体育在亚洲的传播　

　　　　近代西方体育在亚洲的传播主要通过两大渠道。一是亚洲人的引进，二　

是西方人的输入。　

　　　　从引进来讲，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引进途径和风格。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导致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要比其他国家的启蒙　

运动对民众的影响更深刻，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更有力，所以为西方体育的引　

进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较比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条件都要好，使其得　

以在几十年间便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两个多世纪才完成的体育近代化过程。日　

本的引进着眼于民族的长远目标，把引进西方体育与发展民族教育结合起　

来，这是其突出的特点。著名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就在其推行的教育改革中介　

绍了英国学校的体育状况，并在自己创办的庆应义塾中按英国学校的方式开　

展体育活动。日本主动将欧美国家作为学习对象，把引进西方体育作为时代　

的急务，这就为近代西方体育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　

　　　　　菲律宾对引进西方体育也很积极。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宣传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何塞。黎萨曾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学习。1892年回国　

后，激烈地抨击了在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以宗教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　

制，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主张，其中特别力主将体育列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之一。他要求将西方诸如体操、游泳、击剑、马术、田径等运动引入学校。　

何塞。黎萨的举动，体现了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对发展体育的重视。　

　　　　在西亚，土耳其学习欧洲体育也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倡议的，被　

誉为“土耳其近代体育之父”的塞利姆·西里·塔尔坎在引进和推广瑞典体　

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黎巴嫩的足球游戏是由本国的一位职员从欧洲引入　

的，后来，篮球、排球、田径等运动也进入了黎巴嫩。　

　　　　　中国对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是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联系着的。例　

如，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中国全社会，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象龚自珍、林则　

徐、魏源等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