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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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旧派文人，还是新一代的一些知识人和革命青年，都在有意无意地想像着汉语的“贞操”，想像着有一种未被外语玷污的汉语。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有人叫嚷“纯汉语写作”。真敢叫，勇气有时来自无知。早在佛经的翻译中，汉语就已经失去了“童贞”。
佛经的翻译给汉语注入了大量的新语汇。“禅”、“劫”、“众生”、“因缘”、“果报”、“功德”、“觉悟”、“刹那”、“大千世界”、“真谛”、“慧根”、“唯心”、“生灭”等等，举不胜举，都直接来自佛经的翻译。从佛经的字眼派生出来的词又有许多。比如“业”，是佛家的常用语，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都是造业，依照三者的不同，分为身业、口业和意业。后来的一些汉语语汇如“事业”、“职业”等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照梁启超的说法，佛经的翻译给汉语带来了三万五千多条语汇：“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22〕佛经的翻译还输入了新的文法：（1）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2）倒装句法极多。（3）提挈句法极多。（4）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5）多覆牒前文语。（6）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7）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23〕。在佛经的翻译中，词和句都被拉长了，句子的语序也变得更自由，更灵活，更多样化。
鲁迅多次谈到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他把翻译当作改造汉语的一条途径，支持汉语的“欧化”，是有他的历史依据的，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中国人和“失贞”的汉语已经耳鬓厮磨、缱绻缠绵了几千年，现在竟然还有人要修复语言的“处女膜”，真叫鲁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有的人搬出“中国人要讲中国话”的信条来，把语言的“贞操”与民族的“贞操”混在一块，就更可怕了。他可以随时栽给你一个“汉奸”的罪名，谈语言就谈到生与死的界线上了。这种人是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来谈语言。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抬出“大众语”，利用社会阶级矛盾来攻击“欧化文”。瞿秋白就是始作俑者：
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必须用完全的现代中国文的文法来翻译。这虽然是最浅近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但有许多曲译原文的翻译，而且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中国文法和外国文法瞎凑的翻译。这当然是违背大众化的原则的。〔24〕
中国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以前，绅士用文言，有书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话，简直没有文字，只能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绅士中有一部分欧化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旧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的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新文艺的作品，和平民不能够了解古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25〕
瞿秋白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看做新的特权阶级，与平民群众对立。五四以来的“欧化文”，也被他看做特权阶级的产物，贬得一文不值。上面引的两段文字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在别的地方用了很激烈很粗鲁的话，比如骂“欧化文”非驴非马，是“骡子话”，是“资产阶级买办”的专利品。他的逻辑很简单：大众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大众语理所当然要取代五四以来的“欧化文”。当时上海的大部分“革命青年”都抱这样的看法。
鲁迅认为一些人高抬“大众语”，反对“欧化文”，是闭着眼睛说话，没有正视现实。大众语有生命力，他不否认，但大众语语汇不丰富，表现力不够：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把“大众”神圣化，只顾去迎合、俯就，很不足取。“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大众在许多方面见识是落后的，什么都要合大众的胃口，就会沦为“大众的新帮闲”。一个语言的革新者应当鼓励、诱导大众吸收语言的新鲜血液，吸收西语的语汇和语法，改进、完善和提升“大众语”。“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
鲁迅既反对语言的精英化、贵族化，也反对盲目鼓吹语言的大众化。一种语言只有在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会有健全的生命力。“语言一方面要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为此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歇止”〔26〕。
那些革命青年想用“大众语”打倒“欧化文”，态度轻浮，性情乖张，作派狂妄，鲁迅心里很不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尽量克制自己，在私人书信里他的气就忍不住要发出来了：
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青年，以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
鲁迅后来与瞿秋白成了挚友，但在“欧化文”和“大众语”的问题上，两人的旨趣相去甚远。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观点，没有迁就对方。
“欧化文”，要“欧化”到什么程度，怎么“欧化”，自然是可以讨论的。鲁迅并没有说凡是“欧化文”都好。“要支持欧化式的文章，但要区别这种文章，是故意胡闹，还是为了立论的精密，不得不如此”。现代汉语正在生长，极需外来的养料。鲁迅支持“欧化文”的用意，是想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创造宽松的环境，开拓广阔的空间。有人说话、写文章，故意装出洋腔洋调，那样一种“欧化”，鲁迅决不赞成。
注释：
〔1〕本文所引鲁迅原话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鲁迅全集》，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2〕〔13〕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转引自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2页。
〔3〕参见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0页。
〔4〕〔7〕〔8〕〔12〕〔26〕（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109、226、36、119页。
〔5〕〔6〕〔9〕〔10〕（德）本雅明：《翻译家的任务》，《作品与肖像》，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2、120、122页。
〔11〕《新月》月刊六、七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
〔14〕参见梁实秋：《答鲁迅先生》，《新月》月刊第2卷第9期，1929年11月10日。
〔15〕张之洞：《学务纲要》，《教育杂志》，1903年。
〔16〕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7〕梁实秋：《欧化文》，《益世报·文学月刊》第56期，1933年12月23日。
〔18〕〔19〕（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173页。
〔20〕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8页。
〔21〕《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7日。
〔22〕〔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论文十八篇》（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24〕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25〕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王实味现象”解析
？ 董国强
自从戴晴撰写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问世以后，“王实味”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便不再陌生。然而，我也注意到，尽管近十几年来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问世，他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属性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十分模糊。坊间广泛流传的某些历史评价，在我看来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我想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其客观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王实味传世的作品非常有限，只有几篇小说和几篇杂文（参见黄昌勇编著之《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人们仅仅依据这些有限的材料确实很难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与分析；其主观原因，是自戴晴始，人们在论述王实味的时候，似乎过多地倾注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寄托，历史叙事变成作者们现实批判的某种隐喻。这样，王实味就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而被升华为某种终极理想价值的精神象征。这个现象，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并非罕见。
那么，洗去后人主观雕饰的重彩铅华之后的王实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