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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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福模式的发源地，以标准化、客观化为特点的旧托福模式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在我们国家，追随旧托福模式的语文试题的的日子照理也应该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然而，改革又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在历史潮流面前，抱残守缺，千方百计地延长其好日子，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也是可以预料的。
花了十多年的工夫培养了对托福考试的迷信，这种迷信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模式，加上又和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做些小修小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托福的思维模式，就有一点打破饭碗，甚至打破脑袋的凶险了。
对于旧托福的迷信，主要是对于所谓客观化的迷信，以为高考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客观化、标准化才能保证。如果说这也不无道理，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建立在过时的技术基础上的道理。旧托福模式产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简陋的塑料透明板覆盖在答题卡上，取得商业化的最高效益。然而四十年后，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已经使人机对话有了可能，主观性很强的随机对话的评分在技术上已经解决，高度主观化的答案已经不是评分的难题。托福网站上公布了一种试题，就是六幅连环漫画，第一幅是油漆工人在公车的长椅子上钉一张纸，上面写着“油漆未干”；第二幅是一阵风把这张纸吹飞了；第三幅是一位先生在这张椅子上坐下了；第四幅是这位先生在椅子上看报纸；第五幅是他发现自己的衣服被弄脏了；第六幅是他走向洗衣店。考题1，要求考生，把这六幅漫画的故事在一分钟内用英语讲出来。考题2，在三十秒钟的时间内说明这位油漆工人本来应该怎么做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考题3，如果这位先生是你，在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以后，发现你明天要穿这件衣服，而洗衣店一般要两天以后才能洗好。你用四十五秒钟时间打电话，说明你想当天就要拿到洗干净的衣服。考题4，这位先生在念报纸，报纸和电视是新闻的主要来源，用六十秒钟的时间说明二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案肯定五花八门，在六十年代，很难想像如何统一评分。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主观答案的客观评价的难题解决了，可是我们位高权重的考试专家们却大愚若智，他们对于解决汉字并列和英语的单词分写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紧迫感，只满足在对托福旧模式上打些新鲜补钉，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天天在会议上喊“与时俱进”。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高考马上就照搬美国新一代托福的模式。但是，至少也应从中得到启发，是不是也应该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像人家一样集中一批专家，花上几年的功夫，设计出一套有中国语文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试模式呢？
除了语文外，我们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乃至历史、地理无一不是跟托福模式跑，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时时为一代中国学生为这种僵化的教条束缚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的考试专家，他们并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最严重意义上的失职呢？也许我言之过重了，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不管失职不失职，对于历史来说，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被推到它的审判台上去的。
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 刘少勤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 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认识到“本国语中心观”的危害，提出翻译当以外语为中心，尽量让本国语迁就外语：“说翻译读起来仿佛就像是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尤其是在原作产生的时代，我宁可说，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作，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作。”〔5〕
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本雅明这样批评德国的一些译家：“我们的翻译，甚至那些最好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想将印度语、希腊语、英语译成德语，而不是将德语译成印度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自己语言的惯用法，远远比对外语作品的精神怀有更大的敬畏。翻译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只是偶然，而非听任其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6〕同时，他肯定了德国另一些译家的伟大功绩。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荷尔德林直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完全一致。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他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对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是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一种语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即便已经拥有大量区分明晰、表述精确的语法形式，为了使词语的结合完善起来，语言也还需要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动的追求，即谋求建立起更长，意思更曲折，更富有激情的句子构造”〔7〕。鲁迅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化为几句”，甚至“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鲁迅译文的质量如何，可以争议，但他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外文，引入外文的句式，带动汉语的改造，则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他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伸拉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8〕直译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新鲜血液，为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正是得益于直译，后来的现代汉语也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能伸能缩，能收能放，句子长而不乱，如同蜿蜒的河流，河道清晰可辨，主流支流条理明畅。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