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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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生命的来源都弄不清楚，谈论其人性或本质就会显得非常滑稽和荒谬。反过来，有了这种根源性的生命认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更方便也更确切地辨认各自不同的出身与特性，人的姓氏之所以重要，意义首在于此。再具体一些说，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相互辨认或确认的基本方式就是直呼对方的姓名，而不是也不必去考证对方的社会关系本质。这当然不是说，确认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并不重要，而只是说，除此之外，人的自然人伦或血缘宗亲之生命根源性认同也同样不可忽略，在一般经验生活层面上，后者甚至显得更为基本。
近十年过去了，我的那篇演讲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伦理学同仁的注意，当然更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人们已经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顾及自身的生命来源，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自然本色的代际关系了。相比之下，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让现代人足够操心的了。然而，如果作为人类自我行为规范和自我关系调理之“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语）的伦理学都忽略甚至遗忘人类自身的“根源性认同”问题，这一问题岂不是真的要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忘却这一伦理维度？现代伦理学家们能否真的在省略了这一伦理维度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知识时，是否应该牢记，人文学作为人类自我关切最切近的学问，其中必须包含人类对自我生命的根源或来源的认识和了解呢？理性是重要的，人伦人情也不可或缺！漠视甚至遗忘代际伦理的维度，很可能是现代伦理学理论的一种无“情”的忽略！
也许，只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有着太多急迫而又实际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使得人们无暇顾及这类问题，抑或，只是由于我们的伦理学家过于疏忽而使得这类问题未能及时提上他们的研究日程。不过，这种状况现在终于可望有所改观了，而且这种理论改观竟然发生在我的家乡。湖南长沙的伦理学中生代新锐廖小平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就了《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一书，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刊印，这不能不让我感到自豪和荣耀！仅仅就在几个月前，我曾经作为匿名通讯评审专家，有幸读到廖君的同名博士论文（当时并不知是廖君的论文）。坦率地说，在我同时接到的十余篇博士论文中，我一眼便盯住了这篇论文，仿佛突然发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珍品。读过全文，我已经有些激动：作者的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行文表达，都让我感到耳目一新，身心酣畅。我自然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甚至建议其所在学校将此论文评选为优秀博士论文。不久传来消息，另外几位匿名通讯评审专家的意见大都与我的评价相合，但也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因此我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听到这一消息，我虽然不难理解，还是多少有些沮丧。是啊！对于一个国内很少涉猎的课题，不用说是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出自名家高手，也恐怕会引起学界的不同反应，这也是自由学术的正常状态罢！然则，作为欣赏者的我，不仅仍然想坚持我自己的学术直觉和判断，而且还想寻求合适的机会为廖君的论文说几句。恰巧，廖君将自己的论文修订出版，并嘱我一序。作序实不敢当，借机说几句想说的话是真，于是便有这篇借题发挥的序言。这也是学术自由的一种正常反映吧？！
我之所以斗胆为廖君辩言，不仅仅是因为其研究合乎我的期待而为我所欣赏，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研究本身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有关代际伦理的研究实际上已然超出我个人的预期。廖君是书，不单探讨了我前面提到的自然人伦的代际伦理，从自然家庭（家族）代际到“代沟”都有很精到的分析论述，而且建立了作者自己关于代际伦理的一般解释理论和规范准则（第一章），并由此出发，将其理论探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代际伦理，将之提升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而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普适性的代际伦理框架。譬如，作者敏锐地洞察到，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或者毋宁说是现代社会自身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中，实际隐藏着深刻的代际公平问题。现代人在使用和消耗自然物资资源的时候，是否应该考量将来世代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又当如何考量才能够较好地体现代际公平？另外，现代人凭什么理由让将来时代的人们承受现代社会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流失？当我们已然知道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短缺性和有限性时，我们这些现代人是否有权利消耗地球上的所有资源？如果没有，究竟该如何制定一种公平的代际伦理准则，以使不同世代之间能够公平地分享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分担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的责任？权利与责任或义务的对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然而，一旦面对代际伦理情景，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就不仅是一般的权利与责任（义务）的对等，而且还有不同世代之间分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可是，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2〕中所谈到的，生态伦理所要处理的代际公平问题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其难在于，我们无法借助比如说康德－罗尔斯式的社会契约论方法，来解决代际公平问题，因为将来的世代并不在场，讨论、解释、决定代际分配公平问题，或者，制定代际伦理规范和准则，是只有由我们这些在世的现代人单方确定的。由于将来世代的缺席，我们任何关于代际伦理的言说都只具有“独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世的现代人掌握着全部的话语权，结果很可能是“指点江山”言在我，“激扬文字”话无他。因此，代际伦理决不只是要求在世活着的人伦代际相互关切、相互关爱，还要求在世者对不在世者或将来世代的特别关切和关爱。而后者的特殊性正是体现在活着的人对将来世代的自觉的责任承担上，这种责任承担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单方约束”（诺齐克语）。如果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强调的是在世代际的“孝敬”与“慈爱”之家庭（家族）式代际伦理，那么，在全球化伦理语境中，代际伦理则不止于此，甚至更多地凸显了在世世代与将来世代之间的公平正义的道义承担，因而有着更为深远的人类伦理意义。这也是廖著为我们揭橥的新的代际伦理视阈和伦理境界。事实上，正是由于将来世代的缺席，我们如何考量和处理诸如生态伦理的权利与责任问题，才显得如此严肃和严厉：它考验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道德觉悟和道义力量！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享有某种绝对的道德主体性或道德权利时，他或她或他们如何运用其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一如萨特曾经说过的那样，绝对的自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因而使人产生立于绝壁、面临深渊的“眩晕”。
廖著还通过网络伦理的分析，探讨了代际伦理在信息社会的独特而复杂的表现。对此，我虽然因为自身的知识局限而无法多言，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崭新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从中也表现了廖君对社会前沿性问题的理论敏感和探索勇气。至于廖著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是否成功，成就如何，自当由方家指正，我这个门外汉在此就不便赘言了。
总之，我欣赏廖著的代际伦理探究，不独因为它洞开了一方新的伦理学视阈，而且也因为它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伦理学见解，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创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要求。作为同道，我为廖君的开拓精神所感动，也为他所取得的不凡业绩而高兴。写下这些感受，愿与廖君和本书的读者一道分享，一道探索，一道前行。
是为序。
注释：
〔1〕这篇演讲的题目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取自一首通俗歌曲的名字。它是我在1995年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邀请，为该校的本科生所做的一次并非严格的学术演讲，后收录在我的一本随笔集里。参见万俊人：《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2〕参见万俊人：《生态伦理三题》，载《求索》2003年第5期。
风格：细腻和抑郁
？ 余凤高
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作为一位作家，无论是表现她最初幻想破灭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还是后来抒发她困顿心情的《已故上校的两个女儿》，或者如收集在《幸福》、《园会》、《在海湾》、《航程》、《陌生人》中的其它作品，都显示出她优秀小说家的才性，被誉为“短篇小说大师”。同时，曼斯菲尔德感情异常丰富而细腻。一次，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出于一时的兴致，把自己的一只结婚戒指送给她，使她深受感动。曼斯菲尔德一直戴着这只戒指，甚至在她与默里结婚时都不肯换下，最后连死后埋葬时也还戴着。曼斯菲尔德这种细致的感情还表现在对事物的观察上，她看苍蝇从天花板爬向窗玻璃时的感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不能忘记的是这位漂亮的女性，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求。从大提琴演奏者汤姆·特罗维尔，到德语教师沃尔特·里普曼，从音乐教师乔治·波登到写点文学评论的弗洛里安·索比尼欧斯基，以及最后在与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第二次婚姻上找到归宿，她先后爱过好多人，还不包括与几位女性的关系。她感情的转移是因为她的感情太细腻，对爱也要求太高。
才华和智慧，敏锐的知觉和纤细的情感，而且还有强烈的性欲望……并不是曼斯菲尔德偶然地具有肺结核患者的这些特性，而是肺结核使这位女作家必然地具有这些肺结核患者所共有的特性。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评论曼斯菲尔德，说“她发展了一种具有诗的许多特色的独特的散文风格。善于描写内心冲突，行文扑朔迷离，观察烛幽洞微，显示出契诃夫的影响”，十分精辟。可是，为什么曼斯菲尔德会接受契诃夫的影响，或者说为什么契诃夫的影响会在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无疑与女作家本人的心理素质有关，也就是说契诃夫和曼斯菲尔德两人在心理素质上必须有什么共同之处。看来，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可以说是曼斯菲尔德和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两人都是肺结核患者，肺结核都同样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风格。
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文学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中，曾记述了安东·契诃夫（Антон
Чехов；1860～1904）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一次见面时的对话：
今天在杏树林里他问契诃夫道：“你年轻时候很荒唐过一番吧？”
安·巴（契诃夫）受窘地笑了笑，拉了一下他领下的小胡子，讷讷地讲出一两句听不清楚的话来。列·尼（托尔斯泰）望着海，一面承认地说：“我当时是一个不要命的……”（巴金译）
类似的这种窘态，以往都被看做是契诃夫温和、腼腆性格的表现。但是在唐纳德·雷菲尔德根据俄罗斯对苏联时期契诃夫档案馆的解密材料写成的《契诃夫传》（Donald
Rayfiele：Anton Chekhov：A Life）由哈珀·科林斯公司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之后，有关契诃夫羞涩的神话被揭开了。
以往的传记中，也不讳言契诃夫喜欢与漂亮的女性交往，但强调这是作家爱美的个性的表现，说他尽管这样，还是竭力不让女性的魅力妨碍他宁静的生活，甚至还说他很担心女性会影响他的创作；至于他在信中的一些有关女性的调侃词句，认为不过是作家一贯的幽默诙谐。现在，新材料说明，这位作家不仅年轻时代就开始有情妇，只是拒绝成家，而且与未来的妻子、莫斯科女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也先是长期同居，三年多后才结婚的；说他还爱与朋友、亲戚和情妇的丈夫共享他们的女人，并难以置信地常主动组织这种三角关系的聚会。这样，对作家欢喜去海滨观赏来此度假的漂亮妇女，对他自己在信中说“我十三岁就领略了爱情的神秘”，说自己对年轻女子特别感兴趣，他妹妹的女友是他周围“一簇美丽的鲜花”，使他快乐，真想娶一个为妻等等；对他与二十六岁，身材苗条、长相漂亮、满头金发的少妇利季娅·阿维洛娃和比他年轻十岁的金发女郎莉卡·米济诺娃的欲罢不能的感情关系，就都可以以新的眼光来看了。此外，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