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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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阿很早就对他的经纪人说过，德加是“最伟大的在世雕塑家”。
在这个小小姑娘的身上，德加真实地再现了传统芭蕾的精髓，成为1875年所出版的那本关于芭蕾舞的技艺手册所提出要求的最佳写实：“肩膀必须下沉，抬头……”
德加再也没有将这个雕塑拿出来展览过。“十四岁芭蕾小姑娘”一直和其他许多雕塑蜡模放在一起，只是偶尔拿出来作为绘画的参考。1917年，德加在八十三岁高龄逝世以后，“十四岁芭蕾小姑娘”才被拿出来翻制成青铜像。据考证，当时所翻制的铜像现在尚存二十八个。
真实世界中的“十四岁芭蕾小姑娘”名叫玛丽亚·凡·戈西亚，就住在德加画室附近，在歌剧院的芭蕾舞班学习。戈西亚家共有三个女儿，都学过芭蕾，都做过德加的模特儿。
玛丽亚很早就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在给德加那个著名雕塑做模特儿的第二年，也就是她十五岁的时候，她越过了“小老鼠”那一级，成为芭蕾舞团的正式演员。不过，她在芭蕾舞团只呆了两年就被解雇了，原因是她经常迟到或者缺席。
玛丽亚的母亲，孀居的凡·戈西亚太太，是一个洗衣妇，她让女儿们都做了妓女。1882年，在一篇题目为“巴黎夜生活”的剪报上，作者描述玛丽亚经常在两个通宵营业的酒吧拉客。那里出没的是艺术家、模特儿、记者、波希米亚人和妓女。作者说：“她的母亲，……哦，我不说了。再说下去的话，会使人脸红，或者使人流泪的。”
除了这篇报道以外，玛丽亚再也没有其他消息留下来。
玛丽亚的姐姐安东妮塔因为在一个酒吧偷自己男朋友的钱包被警察逮捕，后来判入狱三个月。玛丽亚的妹妹夏绿特后来成为一个独唱演员，这一家总算有人过上了安定生活。
玛丽亚的故事由作家艾米里·左拉写成了小说。现在，巴黎芭蕾舞团的派特里斯·巴特将该小说编成了芭蕾舞剧，半是幻想，半根据现实故事的“德加的跳芭蕾舞小女孩”（La
Petite Danseuse de Degas）。
今年五十八岁的巴特十岁进芭蕾舞学校。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成了正式演员，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法国的明星演员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得到了当时世界级的芭蕾演员、从苏联叛逃西方的鲁道夫·纽雷耶夫的指导。巴特在四十岁的时候成为巴黎芭蕾舞团的总监和指挥。
巴特编舞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和当年的德加一样：如何综合传统和创新。“我是一个传统的舞者，但是我想向现代靠拢一点。”他回忆当年纽雷耶夫的教诲：“他要我留意新的思想方式和新的舞蹈形式。否则，传统的芭蕾舞就走到尽头了。这也是德加当年所做的事情：在传统的世界里画出非常现代的作品。”
舞剧“德加的跳芭蕾舞小女孩”开始时，小女孩陈列在一个大玻璃盒子里。玻璃盒子打开，小女孩有了生命，开始步入她生命故事的蒙太奇里面。巴特的故事里没有男演员不行，所以他加入了一个阿庞尼，也就是德加的化身。
剧中，小姑娘受到伤害；邪恶的母亲进了监狱。小姑娘一度变成洗衣妇，舞台上出现了许多白色的床单，她在其中淡出。那个阿庞尼，形象正如德加所描画的那样，神秘、暗黑、戴高帽子，在一幕幕场景外徘徊。最后，玻璃盒子重新合上，小姑娘变回盒子里面的陈列品。
德加在世的话，无疑会喜欢这个舞剧的演员们。德加在1886年春天写道：“除了心以外，我的一切都在老化之中。”这一年他五十二岁。“就是这颗心，也已经有一点不自然。舞者们把我的心缝纫到一个粉红色的缎子袋子里面，粉红缎袋颜色淡化，就像她们的舞鞋。”
寒剑飘零
寒 剑 飘 零
？ 张志东
一
在人类已经熟练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卫星精确制导的今天，谈论剑器，显然有些下里巴人。然而，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剑器、侠客极其浪漫、色彩浓烈的故事，却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景观和旋律，以致影响着中国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最早记载剑侠事迹的，是《史记》和《战国策》。
第一个出现在司马迁笔下的剑客，是鲁人曹沫。曹沫勇力过人，深得鲁庄公的喜爱。但与齐国交战，曹沫却三次败北，连连失地。后来，齐国与鲁国在柯地会盟。当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坛上订立盟约时，曹沫却手持短剑，要挟桓公归还失地。齐桓公被曹沫突如其来的举动所震慑，在短兵相接之际，不得不答应了曹沫的要求。
其后的晋人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铤而走险，变名伪身，替智伯报仇。第一次豫让扮作受刑的奴隶，进入赵襄子的宫中，想用短剑刺杀襄子，不料失败了。被放出来以后，豫让用生漆乱身子，吞木炭哑声音，成天在街上行乞，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他的一个朋友知道情况后，劝说豫让，说以你的才能，去委身于赵襄子，一定能得到重用。但豫让却回答说，既然我已答应替智伯杀襄子报仇，再用这种不忠之心去侍奉襄子，那我是做不到的。于是，他躲藏在赵襄子外出必经的桥下，寻找机会行刺，不幸又被抓住了。但这次被捕的豫让却理由十足，他说，壮士能够为知己者捐躯。既然不能为智伯报仇，我请求得到你的衣服，来砍它几刀，以表达我替知己报仇的意愿，这样，我死而无憾。赵襄子为其忠义所感，答应了他的要求。至此，豫让不再遗憾，即伏剑而死。
这是一个平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壮举，更是使今日追逐名利之徒无法望其项背的境界。勇士的气节竟是如此的伟岸不凡！
如果说曹沫、豫让的故事，点染了先秦乱世的历史，让壮士的剑歌拉开了刺客悲剧的帷幕，那么，荆轲这个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刺客，则以他血溅秦廷的壮举，使动荡不安的战国逼近了尾声，为那个剑气浩荡的大时代烙上了浪漫主义的印记。
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弱小的燕国，在强秦将要吞灭诸侯、一统天下的非常时刻，以太子丹为首的燕国君臣，把微弱的希望寄托于荆轲一人。为了找到这个人选，太子丹费尽心思。他先是请教太傅鞠武，鞠武向他推荐田光；而田光认为自己身体孱弱，有负厚望，向太子推荐了荆轲。太子丹找到荆轲后，将燕国的存亡大事委托给荆轲，并拜其为上卿，以上宾相待。荆轲接受使命后，也做了相当的准备：花百两黄金，买下了天下最锋利的赵国徐夫人短剑；带上秦国名将樊于期的首级、燕国最肥美的督亢的地图和著名的勇士秦舞阳。有了这些准备，荆轲的行动，应该是成功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太子丹突然忧虑荆轲反悔，便敦促他上路。荆轲忠心赤胆，却遭人怀疑，十分恼怒，于是便有了易水送别和血溅秦廷的悲壮。许多人只注意了悲歌慷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特殊场景，却很少探究荆轲心情的变化。被误解和怀疑的荆轲，心里在汩汩滴血。此时此刻，壮士的易水悲歌，更是为实践诺言而歌。千百年来，人们在阐释荆轲刺秦的深刻影响和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在揣测荆轲久久等待，而终于没有出现的那个人是谁？是缺少了那个没有谋面的英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这一谋杀计划功败垂成？
从春秋末至整个战国时代，侠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趁乱世的风云际会，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这一时期的侠客，布衣之侠除曹沫、豫让、聂政、荆轲外，要数毛遂、唐且最为著名。
赵孝成王九年，秦国军队进攻赵国，赵都城邯郸危在旦夕。赵王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打算从食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兼备的人随行，却只选出十九人。毛遂自荐随行赴楚。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谈合纵之事，楚王却有意拖延，从早上到中午毫无结果。随行的其他人无计可施。毛遂见状，挺身而出，登上台阶，按着宝剑对想叱退他的楚王说：你之所以要叱退我，是因为你仗着楚国强大。但是，在十步之内，你却无法依靠强大的楚国。你的性命已悬在我的手里。接着，毛遂力陈合纵既为了赵国，也有利于楚国的道理，把楚王说得心悦诚服。毛遂担心楚王事后反悔，当场要求楚王歃血发誓，终于使赵楚两国达成互助协议，共退秦军。
《战国策·魏策》中，作者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挺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
战国时的卿相之侠，自然要数平原、信陵、孟尝和春申四公子为最。
平原君养士数千，权倾一国，为取信门客，斩宠妃以谢下人，一时成为佳话。信陵君竭诚待客，为存魏救赵，冒死窃符矫诏，拒强秦于国门之外。孟尝君礼贤下士，妥善安置天下士子，这些人中，有像魏子那样可以一死明志的烈士，有像冯谖那样目光远大之人，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和闾巷布衣之侠。他在薛地时，曾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六万余户。相比之下，春申君的侠烈比不上其他三公子，但他上书游说秦昭王，使昭王派使者买通楚国，让楚国北伐灭鲁，使秦国得以振兴。
二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秦以后至清代末，侠客这个特殊的人群，其兴衰发展呈波浪状起伏，经历了几个大的曲折。
受春秋以来仁人忠勇之士的影响和侠客先驱无畏精神的感召，战国诸侠客大多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急公义、重知音、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剑侠有着积极的影响，乃至成为他们精神的动力。
汉初，承袭战国以来任侠之风，加之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起并作。
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后来，他得到了一名能使百余斤铁锤的大力士为客，趁秦始皇东游经博浪沙时，张良与壮士共同狙击，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悬赏缉凶，遍索天下，张良只得改换姓名，匿居下邳。尽管处境堪忧，但他任侠习性不改，当时，项伯杀了人来投奔他，他竟能将项伯留下来。
到了刘邦为汉朝天子后，这些人仍按过去习惯行事，专横意气，并不尽君臣之礼。剑侠田横，曾拥兵对抗汉楚两家，还烹过刘邦的说客郦生。等到刘邦登基称帝后，他为避报复，带着下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知其可用，强招来朝。田横耻于与刘邦同朝为君臣，竟在赴京途中自杀了。陪同他的两名随从奉遗命持首级晋见。刘邦见后很是感慨，命手下人以王者之礼厚葬，并加封两随从为都尉。谁知这二人安葬了主人后，却相继自杀。刘邦闻讯大惊，知道田横的门客皆为可用贤才，急忙派人入海相招，但是余下的五百余人听说主人已死，竟集体自杀。
西汉时期，侠客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那样的平民，即所谓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富之侠；更有像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的亦官亦侠、兼侠客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但是，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汉政权的稳定，侠客逐渐远离战国时期和汉前期生存的特定社会土壤，他们中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后多为高官，即使正在任气作威的侠客，也可位达封侯。
东汉时，以高官为侠者更多。如窦融，早年为强弩将军司马，以军功显赫封建武男，家在长安城里，常与闾巷豪杰交往，以任侠为名。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侠客如出一辙。但是东汉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