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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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运的是小布什。他本来当选就岌岌可危，靠法院裁定某次数票有效，因此有“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总统”之讥。按常规，他即位后最容易受攻击，加以美国经济又处于低谷，他的对策明显地劫贫济富，都是挨骂的由头。但是“9·11”一劫，使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大家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周围，此时如有人，包括政敌在内，再对总统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叛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笔者正巧当年11月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时在美访问，电视上竟然出现吹捧总统的专题节目，由几位嘉宾评论小布什在应对这一特殊劫难中的表现，主持人与嘉宾交口称赞，说是本来以为他不过尔尔，在这一非常形势下才考验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云，甚至出现了“伟大领袖”的提法。尽管这一频道是代表右派的，但这样赤裸裸地为在位总统唱赞歌而不遭到其他倾向的媒体的非议，在美国还是少有的。不过看来“好景”不常，在打伊拉克时就没有那么舆论一律了。现在战争结束，伊拉克善后工作不顺利，国内又开始为下届大选做准备，美国国内对布什及其亲信又开始骂声四起。最近新出一本畅销书公然称他们为“撒谎者”，并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放在封面上。看来小布什也难逃“经骂”的考验。
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在当选过程中必须经过被揭个底朝天的炼狱，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所以“经骂”是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不平则鸣，“骂”是基本权利。这里“骂”，是指公开的、堂而皇之通过媒体和公开出版物的言论，甚至当面责问，而不仅是街头巷议、茶余饭后的闲谈，或保证不会打小报告的亲朋至交之间的密谈，也不是网上匿名的攻击。对媒体而言，报忧不报喜是常规，是基本职责。这里面的逻辑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位者尽职尽力不出差错应是本分；做错了事才值得大书特书，严加批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英国，偶然打开电视，见到某杂志纪念创刊两百周年，屏幕上排队出现两百年来历届首相的图像，直到当时在任的撒切尔夫人，每一个头像都是笑眯眯出现，然后眉头越锁越紧淡出。旁白的大意是，这份杂志存在的两百年中曾令每一届首相头痛，这是它最大的光荣。
政要挨骂中当然少不了来自政敌的兴风作浪，但政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机制，使在位者有所顾忌。当然“骂”的内容很重要，只要不是致命的，挨骂多的不一定不受多数拥戴，只不过拥戴者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因此一般领导人，尽可以表现自信和大度，“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到一定程度，就真的要被骂倒了。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因越战遭到声势浩大的反对，被迫“主动”放弃竞选连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使出浑身解数求自保，终于敌不过两名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揭露，只得辞职以免遭弹劾。不过不论是否被“骂倒”，一名总统或一名高官被轰下台，绝对动摇不了政权的根基，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有人“经骂”，有人“不经骂”，正好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毋宁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在朝者“经骂”的基础上的。“经骂”是义务，无关个人修养，即使“龙颜”大怒，或恨得牙根痒痒，也无能为力。一旦这一契约遭到破坏，那才会动摇根基。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
——2003年在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的演讲
？ 杨福音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回到长沙来跟大家聊天。离开广州之前，朱训德院长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回来谈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这是一个大题目。
我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个讲题，是有它的前提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中国当代的绘画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代中国绘画的革新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是一个判断。要证明它的准备，我有两条理由。其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历朝历代的大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如徐渭、八大，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们的形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其二，从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来看，我把它分为守本土和学西方两派。其结果，守本土的一派占了上风，齐白石、黄宾虹为其杰出代表。齐、黄的成功恰好证明了他们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学西方的一派最终走不出来？尽管这一派至如今在各美术院校及社会上仍然有颇大的势力。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究竟中西文化、中西绘画的区别在哪里。这几年，我的思考、我的创作都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按我的理解，这个区别不但是中国绘画跟西洋绘画的一个根本区别，表现在文学上、戏剧上、音乐上也都是同一回事。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绘画（包括中国艺术）它是线性的；西方绘画（包括西方艺术）它是面性的。所谓线性艺术它是感性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谓面性艺术它是理性的，因为一讲面必得讲透视讲结构，透视与结构都是理性的分析。因此，线性艺术重主观，而面性艺术重客观。
今年初我在广州举办个人画展，省电视台一名女记者采访我。她问，中西绘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问她是学什么专业的，她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我说那好办，我们可以谈戏剧。我说你们学戏剧的应该知道中国的戏剧是一种线性的艺术，而西方的戏剧是属于面性的。她说，你讲对了。我用京剧打比方，说京剧至今是不需要导演的，它只需要师傅。你跟师傅学《空城计》，你只要把孔明的唱腔和一招一式学好了，你的《空城计》就唱好了，人家丝毫不在乎《空城计》的全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要把舞台的一面当作墙的缺口，他的面的实在观念是极强的。再比如中国绘画，下笔就是从具体的线出发，或山水或屋宇，线流动完了，这幅画也就完成了。而西画则不然，西画家作一幅画，先要一个构图，然后从整体回到局部，再由局部回到整体，如此反复直至完成。当然，线性艺术与面性艺术，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这里没有优劣之分。我只是说由此而存在两大派别，它们是中西艺术的分水岭。有人说中国绘画不像西洋画那样变化大，那样显著，并由此证明中国绘画处于停顿的状态。我不是这样看。因为中国绘画的变化是变在线上，变在笔墨上，就山水画而论，是变在皴法上，而不是强调构图上的变化。从中国绘画史来看，人物画线描的变化与山水画皴法的变化那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不懂得这一点，你始终搞不清中国绘画史究竟是回什么事。
那么，中西文化、中西艺术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摆才是正确的呢？我以为，它们之间首先不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而是神交。过去，我们的学习是太多了，而且态度是那么的恭敬，到头来总是先生欺侮学生。在我们自己哩，也只是学到皮毛，学到表面，甚至学到连自己的脚跟也没有站稳。其实，我们的先祖，他们与外人天隔地远，素不相识，但在许多基本观念的认识上，中西方是那么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神交早已存在。所谓异床同梦，心有灵犀。如古人所说，思想之交流，如怀远人，梦中神合。请让我举几例为证。其一，但丁《神曲》有“隔”的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欢乐长在河之彼岸，此即西方浪漫主义企慕之情境。在中国则有距离美，即保持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功利无关的态度，亦即镜花水月的态度（后再详说），所谓咫尺天涯，“在水一方”。那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形成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悲剧心灵，故古诗有所谓愁至望生。其二，异质同构。西方认为，善恶的区别，不像国界分明，有如前后村落的交错。在中国，则有不齐不整见妙处一说。这里讲了一个审美的心理，都是美丽的则应接不暇。钱锺书说，鹏抟九万里，不休息，也累。古代四大美人据说都有些许缺陷，也许更接近本真。其三，关于“圆”说。希腊哲人言形体，似圆为贵，认为心灵的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歌德说：诗人赋物，如水掬在手，自价圆球之形。中国先哲以圆为象，无起无止，圆转无穷，无造而化。说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说如荷上洒水，散为露珠，无不圆成。认为圆的意义在于无穷运转，无痕迹不做作，完善无缺，温厚不露。圆有鼓的含义，即饱满、张力，一切艺术的语言都要鼓起来。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此外，《红楼梦》里宝玉初会黛玉时说：虽没见过，恍如远别重逢。西方写男女之情，亦用此境。
提出神交的依据在于，人群的生活方式虽不同，然其情感，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却是相通的。提出神交的目的在于，各自立稳脚跟，平等交流，殊途同归，可避免表面的模仿抄袭。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日本的例子，以说明站稳脚跟的重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有一个“感觉派”的青年作家群，学习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川端康成先是加入进去，后又退了出来，回到对日本美的认识和挖掘。六十年代末，他因三部小说《雪国》、《伊豆的歌女》及《千只鹤》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穿了一身和服上台致答谢词，题目就叫“我在美丽的日本”。我便服川端氏。大家如果没有读过，可找来他的小说看看，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之冷美是表现得很到位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得了解认识自己，也得了解认识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方面的问题，梁漱溟先生、辜鸿铭先生谈得最多，也谈得很透。市面上有他们的书，大家可找来看看。我这里先略为作些介绍。梁漱溟先生在他晚年曾接待过一位西方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也是他的学生，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关于“人”的交谈，这是梁先生的一个很著名的分析。他说，人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以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人，他们是人类的童年，向前看，重物；二为中国人，看自己，重人；三为印度人，向后看，否定人生。梁先生举了个例子，以区别中国人和西方人。他说，一个房子里住了一个西方人，如果房子漏雨，西方人会想，我明天要盖一座新房子搬到那里去住。中国人想的是，把我的床搬到房中不漏雨的地方就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西方人看重的是房子的更新，中国人看重的则是自己不被雨淋。
辜鸿铭先生谈到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这样的分析：一、力行近仁——平民阶层——物质基础；二、好学近智——学者阶层——管理教化；三、知耻近勇——领导阶层——英雄气概、贵族精神。辜先生说，贵族精神就是指的勇敢、勇气。怎样才会有勇气呢？那就是要“知羞耻”。知耻则勇。所以古时候有“刑不上大夫”的讲法，对当官的人施以刑罚那他就丧失了羞耻心，而一个人一旦丧失了羞耻心便毫无勇气可言。所以，对于一个犯了事的官僚最好的处罚是“自裁”，自裁本身就是在一种没有丧失羞耻心的情况下的贵族气的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是要知耻，要有廉耻感，要自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此为“礼”的表现，本质是体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破坏，大字报让人人颜面扫尽，羞耻心丧尽，如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根源在此，心灵的修复要比经济的复苏更为艰难。在绘画上，我们正要提倡贵族精神，要有勇气。随波逐流，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依样描葫芦，跟着洋人跪，跟着古人跪，跟着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