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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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资料，其作证价值是巨大的。第二，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可以预先约定所谓“关键性证人”（key witness）在审判的适当阶段中到东京来出庭作证，用口头的陈述对被告战犯做有声有色的控诉。
由于实地调查访问的方法对大屠杀一类的暴行特别适宜，国际检察处在法庭讯审开始以前曾经有重点地采用过多次，并且很有收获。例如，关于日军在马尼拉等地的暴行，“巴丹死的进行”，缅泰路的强制劳动，南洋各集中营中的任意虐杀等，他们都曾派人到菲律宾、印尼、缅甸、南洋各地去作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的书面证词。然而做得最有成绩的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实地调查。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最突出的暴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杀人之多，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事件曾经轰动全世界的舆论，遭到善良人类的普遍谴责。负责控诉日本战犯罪行的国际检察处当然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点去处理，特别是由于这件事的祸首和主犯不是别人而正是已经逮捕在押的松井石根大将。为了彻底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收集较多的证据去支持检察方面的控诉，检察长季楠在1946年3月初便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陪席检察官陪同下，亲自率领了六七名得力的检察人员浩浩荡荡地由东京来到中国，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盘桓了约两个星期之久。
诚然，季楠等人之来到中国是另外有一个目的的，那便是要在中国观光、游览。游览观光无疑地是季楠一行人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在季楠返回东京以后，有人问他这次旅行的收获如何，他回答说：只要看到一个北京的天坛，便不虚此行了。他对中国古迹名胜的估价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季楠在美国执行律师业务多年，颇具资财。他那次在中国买了不少的古玩、字画、锦缎和首饰。他对中国当时市场上流行的讨价还价的制度最具反感，常常埋怨他买某件东西所付的价钱有时竟超过其同行人员买同样东西所付价钱的两倍以上。季楠常对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古迹名胜之多甲于天下，到了远东而没有到过中国，那将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然而季楠一行人毕竟是为了调查证据而来的，因此，他们也做了一些收集证件、访问证人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来华期间，他们访问了一些官方机关和慈善团体，收集了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统计数字，访问了一些亲历目睹的中外人士，取得了许多份书面证言，并且预约了十来个有力的证人到东京去出庭作证。此外，关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中日军队谁首先开火的问题，他们也作了一些调查，并且也预约了几位关键人物（如当时的宛平行政专员兼县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到东京去出庭作证。在全部审讯过程中，检察处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和卢沟桥启衅事件的提证工作做得是比较有声有色的。这就说明：实地调查访问所费的财力人力虽然较多，它却是起诉准备中的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各同盟国提供的各种材料，如政府文件、调查报告、书面证言等，对于检察处的起诉工作也给了不小的帮助。许多这类材料在审讯的过程中都被作为证件向法庭提出了。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供给的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美国检察长的顽固偏见和居心叵测，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被搁置起来而并未向法庭提出。中国和苏联方面提供给检察处的材料中有些是涉及日本皇室的，有些是涉及经济侵略和财阀们的责任的。这类材料多被季楠搁置起来了。例如，关于日皇批准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和荒木在日军侵占西伯利亚时的罪行的材料等都遭到季楠的压制而未能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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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挑选
从上面两节中，我们看到：国际检察处在1945年底先后分批逮捕了一百余名的日本主要战犯（“甲级战犯”），对他们进行了普遍的侦讯，录取了大量的口供，并且在侦讯过程中还以“罪嫌不足”为借口擅自陆续释放了好几名犯人。同时，对这近百名在押战犯的罪行，检察处从法庭档案室里堆积的大量日本政府档案以及各盟国送来的许多文件中辛勤地做了一番挖掘、整理的工作。此外，对个别战犯的罪行还有重点地派员到外地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和证据采访。
因此，到了1946年开春，检察处对于所有在押的甲级战犯们的历史、地位和罪行已经摸出了一个初步轮廓，对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有了一个大体上的了解。他们此时所掌握的材料勉强够初步草拟起诉书之用。
但是在草拟起诉书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那便是：在这许多在押的甲级战犯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应该首先作为被告起诉，提请法庭列为第一案去审理？显然，把全体在押战犯都包括在一个案件中去起诉受审是不适宜的。那时正在开庭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其受审的被告德国首要战犯也不过二十二人；而纽伦堡所审理的案情比东京法庭将审理的却简单得多，犯罪的年代也短一些。因此，国际检察处遂决定首批受审的人数应以纽伦堡受审的人数为标准，即使稍微有所增加，亦不应超过三十名。
另外一个先决问题，便是：在控诉被告们的犯罪行为时，其犯罪年代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到什么时候为止？对于犯罪行为应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为止，检察人员是一致同意的。对于犯罪行为应从什么时候算起，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意见，发生过严重的争执。有些人说：远东国际法庭审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犯们的罪行，而日本对外侵略之所以变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是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进而引起它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所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应该作为犯罪日期的起点。有的人说：日军之所以偷袭珍珠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一系列太平洋国家作战，都是为了要解决它对中国的战争，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继续和延长，因此，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应该被认为是犯罪日期的起点。又有人说：1937年卢沟桥事件不过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和开始吞并满洲（中国东北四省）的继续和延长，事实上中日战争自那时起便已开始，因此“九·一八事件”应该被认为是犯罪日期的起点。更有人说：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其导因是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从那时起日本侵占全中国的企图便已暴露无遗，而中日实际敌对状态那时便已发生，是故正本清源，被告战犯们的犯罪日期应从1928年算起。最后的这个主张无疑地是比较正确的，合乎逻辑的。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也还算差强人意的。当然，这个日期还可以推得更久远一点，但是推得太久远了，提证是有困难的。
国际检察处经过郑重考虑和辩论之后，便决定采取最后的这一主张，因而对日本战犯们提起控诉的犯罪行为是从1928年（皇姑屯炸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总共约十七年的光景。
在起诉对象的人数（约二十至三十人）和犯罪的时期（约十七年）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检察处面临的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便是：哪一些在押的甲级战犯应该首先被起诉？换言之，哪二三十名甲级战犯应该被挑选出来作为第一案的被告，使其首先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
这个问题在检察处内部是有过很激烈的争议的。诚然，对于某些罪大恶极、臭名远扬的元凶巨魁如东条英机之流，大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对于比较次要的人物，各人却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苏联陪席检察官自始便坚决主张鲇川义介（贵族院议员，满洲重工业日产社社长）和中岛知久平（中岛飞机之创始人，历任商相、铁相、军需相）应该列名为第一批受审的被告。但是季楠检察长未予同意，因为鲇川和中岛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而袒护财阀和资本家，自始便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评述乡古洁（三菱重工业社社长）被突然释放时便已经提到过。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季楠最后决定挑选下列二十八人作为第一批起诉的被告（其顺序是按照其姓氏的英文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的）：
1。荒木贞夫（ARAKI，Sadao）
2。土肥原贤二（DOHIHARA，Kenji）
3。桥本欣五郎（HASHIMOTO，Kingoro）
4俊六（HATA，Shunroku）
5。平沼骐一郎（HIRANUMA，Kiichiro）
6。广田弘毅（HIROTAKoki）
7。星野直树（HOSHINO，Naoki）
8。板垣征四郎（ITAGAKI，Seishiro）
9。贺屋兴宣（KAYA，Okinori）
10。木户幸一（KIDO，Koichi）
11。木村兵太郎（KIMURA，Heitaro）
12。小矶国昭（KOISO，Kuniaki）
13。松井石根（MATSUI，Iwane）
14。松冈洋右（MATSVOKA，Yosuke）
15。南次郎（MANAMI，Jiro）
16。武藤章（MVTO，Akira）
17。永野修身（NAGANO，Osami）
18。冈敬纯（OKA，Takasumi）
19。大川周明（OKAWA，Shumei）
20。大岛浩（OSHIMA，Hiroshi）
21。佐藤贤了（SATO，Kenryo）
22。重光葵（SHIGEMITSV，Mamorw）
23。岛田繁太郎（SHMADA，Shigetaro）
24。白鸟敏夫（SHIRATORI，Toshio）
25。铃木贞一（SUZUKI，Teüchi）
26。东乡茂德（TOGO，Shigenori）
27。东条英机（TOJO，Hideki）
28。梅津美治郎（UMEZU，Yoshijiro）
这二十八名战犯绝大多数都是在1945年底先后被捕的，早已被羁押在巢鸭监狱。但是其中有四个人情况并不是那样。他们是：重光葵、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
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是日本的投降代表。1945年9月2日盟国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他们二人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因此，盟军总部对他们多少有些“好感”，或者至少认为对他们应该有点“照顾”。所以，在四次逮捕令中，他们始终没有被列名为逮捕的对象。但是以其地位之高和罪恶之大，他们不但有资格被列为“甲级战犯”，而且应该列名为首批受审的主要战犯。事实上，检察处在决定首批受审人选的时候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是正式列名在起诉书里被控的两个人。然而对他们的逮捕却与向法庭提出起诉书同时。因此，他们入狱的时间便算是在正式起诉之后。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在起诉书正式提出之后，检察官和被告便处于对立地位，彼此是不能有所往来或接触的。由于这个原因，检察处对他们二人便没有时间进行任何侦讯和录取口供的工作。在检察处对重光和梅津的控诉材料中，侦讯报告或本人口供是不存在的。
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二人之所以未被列名于1945年那四次逮捕令中，倒不是由于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照顾，而是因为他们那时都不在日本国内。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板垣大将和木村大将都在海外作战，担任着重要的军职（板垣是日本第七战区总司令，驻扎在新加坡；木村是缅甸派遣军总司令，驻扎在仰光）。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都遭到当地政府的拘捕。由于他们的劣迹昭彰，早已被国际检察处选为第一批起诉的对象。但是等到开庭的前夕，他们才被押解来到东京，投入巢鸭监狱。因此，检察处也来不及对他们进行侦讯或录取口供的工作。
除了上述四人之外，其余二十四人都长期被羁押在巢鸭监狱里，并且都经过检察处很认真的侦讯，都有很详尽的口供书存案。在法庭审讯的过程中，这些口供都充分地被检察处作为证据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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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批起诉的这二十八名被告主要战犯的名单，人们大体上是感觉满意的，遗憾的只是检察处出于微妙的原因没有把任何重要的财阀、大资本家如鲇川义介、久原房之助、中岛知久平之流列名其间。但是，除了这个缺点之外，名单还算是差强人意的；所有的被告都是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野心勃勃、罪恶昭著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在日本多年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宣传各方面的罪恶活动中，他们的重要性是特别突出的。
把这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地位或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