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濮公案:真相,背景和思索-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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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三:
一,不愿再与“恶邻”朝夕与共,打“持久战”。毕竟“勤钱”部队并非今之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合法名义和手段长期驻扎,而钱家老弱既无力深严壁垒“高筑墙”;又已被人断了粮草运输之“生门”(出入住宅之大门),不能“广积粮”。夙愿“不称王”,但更不能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于是“走为上”成为惟一选择。这种处境更加证实了钱、杨的奋起是“冲冠一怒”的结果,决非“蓄谋已久”的不周。
二,“回潮时期”虽然提供了一时抗争的机会,但远未到后来“落实政策”的程度,何况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刚转过年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一伙两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公然批评周总理“跟不上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随即就有“批教育回潮”、“批黑画”、“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相继而来,泼妇吵架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类歌曲震耳欲聋,而“梁效”、“初澜”、“石一歌”等大批判班子也粉墨登场,学部这样的“上层建筑”单位重新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面临这样的政治高压,除了甘心或被迫投靠的“知识分子”外,其余人等只能三缄其口,“沉默是金”。所以文学所对濮氏的严厉批评亦化为耳旁之风,而钱氏的“暂时流亡”也变为长期“流离失所”,虽有群情舆论和人力支援亦“无力回天”。濮氏所以要拿“地主打贫农”挤兑领导,即欲证明钱之奋起和文学所的同情都属于“回潮”现象,要挟领导表态。李洪岩一再不解“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妇女嚼舌根的家常琐事,与杨文里一口一个‘革命’究竟具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上述这个背景转换,算不算得“中国当代政治”中极富“革命”性和戏剧性的一幕?
穆正平云“林非早说过,他是安分守法的平头良民,与‘五一六’迥不相干”。但濮氏承认确曾“在学习班上‘帮助’那几位同事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声明“如果伤害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涂途、张炯、钱中文和杜书瀛先生这样几位同事的话,那就得请他们多多原谅了,并且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说明》)证实杨文所言并非无根。如果愿意翻老帐,濮氏在文革后期给“四人帮”成员写过几封表忠心兼复诋毁何其芳先生信,想必还保存在档案里没有销毁。
三,钱先生年过六十,精力有限,实在不值得为屑小之争耗费时日了。过来人当能记忆,当时的指导思想正是八个大字:“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赵文曾轻松的说,“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无疑是对这段“最高指示”的生动诠释,也是她当时心态的逼真自白。干面胡同的当年邻居说,钱、杨先生曾经以德报怨,不但以同情心接纳了濮氏一家,而且包下他们一年多的水电费用,可知绝对无意奉陪他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时他的生活乃至生命旨趣所系,正在于驰骋中外,纵横古今,包罗六合,精骛八极,专心构思著述《管锥编》。
正是在这最后这点上,凸显出真假学者的巨大反差,也使钱氏一门这一次的“自我流亡”,区别于普天之下滔滔皆是的受迫害者。这是不为俗务羁縻,不为俗情留顾,自觉,理性的超越。今观《管锥编》百万余言,洋洋洒洒,何曾有一丝尘埃污垢,俗事染熏?足见大智慧者,得大自在;空明之所,尽现灵光。即使今日挑剔偶误,寻觅缺失之“钱学家”们,也未能在《管锥编》中找到对于此事伤时感遇,指桑骂槐之痕迹。也许是眦睚必报,锱铢必较,心胸狭隘,鸡肠小肚的“钱学家”真不明白,达者的心胸能够宽广到何等程度。仅就事后而言,“文革”后钱氏夫妇像“出土文物”似的被发掘包装,红透海内外,当上副院长,住院有领导慰问,逝世有外国总统唁电,但“我心依旧”,从未采取任何对付濮氏夫妇的措施,就更加证实了这种胸怀。否则濮氏还能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吗?
钱濮公案的思索
陈寅恪论史,曾主张“同情之理解”。盖缘古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已与今人判然有别,非此则不足以明晰当时之人,为何作当时之事。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记忆。“文革”仅仅过去二十余年,已经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隔膜误解,甚至像李洪岩这样以历史学者自居者,也因思维部位的偏差而不能自已。当年手脚不干净之人,当然更乐于将这种隔膜误解扩大化,把水搅浑,将铁案混淆为“疑案”,“疑案”翻转作“无头公案”或“无是非公案”了。从前有句俗话:“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但话题一涉及文革,却正好颠倒了个儿,“只说走过麦城,不提过五关斩六将”了。至今有关“文革”的回忆甚或小说电影,永远是一幅幅泪眼婆娑,可怜兮兮的景象:“造反派”回忆“工作组”,“红卫兵”回忆“上山下乡”,工作组回忆“挨斗”。近年花样翻新,不光文革“积极分子”唠叨“小灾小难”,“梁效”也在回忆清查“四人帮”,“石一歌”侈谈“历史的拷问”。发展下去,说不定姚文元甚至江青的回忆“秦城”,也会来趟这池浑水。日本人抵死不承认六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老爱拿广岛、长崎挨美国人原子弹轰炸说事儿,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谴责。那么,对发生在文革中的那些往事呢?
细心的读者当能注意,自诩“钱学家”的穆正平、李洪岩等对于挑起的这桩“公案”的事端非常热心,并且有与濮赵联手,呼应唱和的一系列迹象。以篇幅所限,暂不赘言。但穆“教授”已经广告:“全面的叙述文本,则已有五万余言,拟收入《杨绛笔墨官司实录》一书。”“共十八万字,依时间顺序由近及远,一一道来,多讲事实,少加分析。文本样式,一如本篇。”扑鼻子的生意经味儿,这该是他鼓动炒作的真意。至于濮氏在博库沙龙“游医广告”似的“澄清”,也招来了回帖评论,不妨以为本文作结:
我相信文如其人。林肖二人的文笔,倒真令人叹为观止。肖凤的“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段落,颇显其据称是“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门第,整个一个王善保家的。而作为“鲁迅研究家”的林非,其“钱钟书之低级趣味”一段,不仅“法国马桶”与杨绛《洗澡》中闹得满城风雨的“法国面罩”有异曲同工之妙,津津乐道钱之种种下流之后列上自己两本著作以证干净之举,也可爱得颇似鲁迅《肥皂》中记挂着“格支格支洗一洗”乐趣的道德老先生。乐不可支地提起“皮里阳秋”故事,又宽慰别人“忘却几个典故,又有多大的干系”,倒像钱钟书为答不上他的问题耿耿于怀了半辈子似的。真不用担心被人称为沙子,沙子掩盖不住这一对活宝的光芒。
网上见解,直言无忌,也许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吧!
编者后记
说是“公案”,读后实在令人怅然,难以忘怀。一桩不堪回首的事,发生在一个荒诞、可耻的时代,就事论事,即算能调查得一清二楚,又到底有多大的意思?记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一句话,大意说是捆绑行李去干校,“好在人比装行李的木箱耐磨……”人怎么会比木箱耐磨呢?思之凄然。遭遇浩劫,玉石俱焚——这样苦不堪言的日子,若指望人还能活出个人的样子,又何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