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谈美书简-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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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先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一遍，尽量把它懂透，真正懂透是终生的事，但是要养成要求懂透的习惯。其次，如果还没有掌握一种外语到能自由阅读的程度，就要抓紧补课，因为在今天学任何科学都要先掌握国际最新资料，闭关自守决没有出路。第三，要随时注意国内文艺动态，拿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余力，最好学习一门艺术：文学、绘画或音乐，避免将来当空头美学家或不懂文艺的文艺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智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自己毕生的学习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后学者，使任何一位初学美学者都能有所收益，少走弯路。文章语言的幽默、朴实与生动、形象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五、片断赏析

　　我们来看《谈美书简》的第3、6封信。作者说：什么叫作人性？它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有人的本性，正如狗有狗的本性，恒星有恒星的本性。西方从古希腊直到现在都把“艺术模仿自然”当作一种信条，所谓“自然”就是指人性，尽管他们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常有分歧。人性问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禁区”，这是出于一种误解，以为相信了人性论，就等于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者说，人性就不再起作用。其实，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讲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就是指人性。马克思从这里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了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毛泽东也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显然，阶级性也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失了，人性不但不消失，而且会日渐丰富化和高尚化。那时文艺虽不再具有阶级性，却仍必须要反映人性，当然反映的是具体的人性。所谓“具体”，就是体现于阶级性以外的其他特性，体现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具体人物的具体情节。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只能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

　　人道主义是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坚持历史主义态度的。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是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相始终的。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见出历史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随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改变而获得不同的具体内容，起不同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口号而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和现世幸福生活的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能借认识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思想。到了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强大，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人道主义就由一般文化思想战线上转而集中到政治战线上。于是人权、自由、平等和理性这些概念成为它的主要内容。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获得了或巩固了政权，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于是人道主义一方面转化为博爱主义，作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

　　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朱光潜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感到过去把人道主义仅仅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且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不够妥当，因此在两个方面做了修正和补充：一是肯定人道主义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思潮；一是指出人道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对立物，而是构成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说，人道主义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心和精神生活。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本主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位主义”显然有它的积极的社会效用，人自觉到自己的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没有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从古代的神话、雕刻、史诗和悲剧到近代的小说和电影，都是如此。他还说，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过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就对它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如果那样，就无异于倒脏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共同美是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朱光潜认为，过去人们只谈美感的阶级性，而不谈美感的共同性，这是不对的。美感确有它的阶级性，比如贾府焦大并不欣赏林妹妹，文人学士往往嫌民间大红大绿俗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美感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就美感的对象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就有主张美在形色的匀称、声音的谐调之类的形式上的，也有主张美在内容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美感本身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大半主张美感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又不等于一般的快感，不象渴时饮水或困时酣睡那种快感。而且美感并非全是快感，悲剧与一般崇高事物引起的美感中就夹杂着痛感。同一美感中也有发展转变过程，往往是生理和心理交互影响的。美感中的许多现象还需要深入研究。

　　我们再来看第8封信，朱光潜认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但是形象思维不单适用于文艺创作，也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一般人不动脑筋则已，一动脑筋就不免要用形象思维，无论是穿衣、吃饭、旅行、交朋友或是进行生产劳动，一发生问题时首先就要进行形象思维。比如这几天闷热，我不敢进城，这并不是在“老年人一动不如一静”这样一个抽象原则下得出的逻辑式结论，而是根据自己的衰老情况，大热天挤车的艰难以及进城回来后的困倦之类具体形象自然想到的。形象思维既是如此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当然对于政治家、实业家、科学家和商人等等也是不可缺少的了。形象思维在运用范围上比抽象思维要广泛，不仅如此，在起源上也早于抽象思维。意大利美学家维科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这一事实。他说：“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惊恐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571页。　）在他看来，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还不会抽象思维，他们认识世界只凭感觉的形象思维，他们的全部文化（包括宗教、神话、语文和社会制度）都来自形象思维，都有想象虚构的性质，都是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等到人类由儿童期发展到成年期，即转到人的时代、哲学的时代，他们才逐渐能运用理智，从殊相中抽出共性。维科的观点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上得到了印证。他证明，人在童年时实际复演着人类童年的历史，婴儿开始也只会形象思维，经过几年的训练和教育后才能学会抽象思维。

　　这么看来，文艺创作就不能单单依靠形象思维。因为文艺不仅要用形象去思维，还要对形象进行重新组合和安排，以造出典型形象，即新的形象整体。文艺创作一般都有个构思阶段，思想情感白热化阶段，还有一个修改阶段。白热化阶段是文艺创作活动的高峰，这是一种聚精会神的状态，一般只专注于形象思维上；但构思阶段与修改阶段，就不仅要有形象思维，也要有抽象思维，比如参观访问、搜集素材、整理资料就不完全是形象思维的事；另外，考虑听众或观众的要求，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乃至具体的排演、印刷等等事项，也都少不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构成人的思维能力的两个方面，而人是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思维活动中很难截然划分，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中，它们往往是交叉作用的。但是文艺创作毕竟以形象思维为主。既然如此，文艺创作的思维的结果就要体现在形象中，而不是体现在概念里。德国音乐家舒曼曾经谈到：“批评家们老是想知道音乐家无法用语言文字表现出的东西。他们对所谈的东西往往十分没有懂得一分。上帝呀！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追问我们在神圣的乐曲背后隐寓什么意义么？先把第五音程辨认清楚罢，别再来干扰我们的安宁！”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不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宣扬了人对基督的爱及人与人的爱，个人道德修养和反对暴力抵抗，而是因为他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矛盾态度和情绪。托尔斯泰的胜利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不应是概念性，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倾向性。倾向性是一种总的趋向，不必作为明确的概念性思想表达出来，而应具体地形象地隐寓在故事情节发展之中，通过故事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

　　过去，朱光潜是信奉表现主义的，因此基本上不谈艺术反映现实与典型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典型问题是与美及艺术本质紧密相关的，是美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他在《谈美书简》第11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典型问题在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提出了很精辟的典型说。他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本质和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当然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还曾提出过一种“类型”说。他按年龄和境遇把人分为幼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几种类型，并且对每一类人作了概括性描绘。他的用意在于要艺术家熟悉观众的性格与心理，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后来，贺拉斯发挥了他的类型说，而抛弃了他的典型说。此外贺拉斯还提出了“定型”说。所谓定型说，就是借用古人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是写成什么样。比如写阿喀琉斯这个人物，就应象荷马那样，把他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贺拉斯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信徒中包括布瓦洛、普·德·维迦、孟德斯鸠等人。甚至丹纳也认为美的事物就是很清楚地显示“种类特征”的事物。类型说和定型说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人性论。它所以长期得以流行，理由大体有两个：一是过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一是统治阶级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更喜欢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

　　十八世纪以来，典型观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在共性与个性的对立关系上，重点由共性转向个性，并终于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人物行动的动因方面，由蔑视或轻视环境转向重视环境，甚至比人物性格还看得更重要。这种转变主要是由近代社会政局的激变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开其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又集其大成。

　　黑格尔的出发点是所谓的“理念”，他给美下的定义“理念的感性显现”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毕竟认识到了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他把环境称作“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显出他的性格。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人物性格是由一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矛盾辩证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还应指出，黑格尔虽从理念出发，却把重点放在“感性显现”上，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