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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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操控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文。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文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史家咸谓，孙文是被同盟会的同志所迫，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揆诸史实，早在11月16日——距武昌起义时仅一月，南北议和尚未开始，孙文仍在伦敦——他在致国内各省的电报中，已提出推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得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孙文《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据胡汉民说，孙文表这个态，是吴敬恒打电报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孙文意气飞扬，心情愉快，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决不会因吴的一封电报，便改变初衷，委婉承顺。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吴电与他不谋而合。尽管是为了表示清高，但出于孙文主动，并非受到外间压力，则殆无疑义。
孙文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在他回国时，孙、袁二人的总统呼声都很高，孙文依然主张由袁上台，不过是纵横家的谋略。途经香港时，孙文向胡汉民解释拥袁的动机，只是利用袁来推翻满清，同时要做好打倒袁的准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胡汉民自传》。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可见，早在共和政制正式奠基之前，孙文已经在打着“二次革命”的腹稿了。
同盟会的党人都不愿意再打仗，黄鬍子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惟有割腹以谢天下”。《胡汉民自传》。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孙文宣告“禅让”，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文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孙文手书的中国同盟会纲领
孙文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缺乏思想准备，他甚至连维持同盟会的团结都做不到。当初同盟会为自己订立的政治目标，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并非只有革命党人才可以做到，袁世凯也可以做到，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因此不能说袁篡夺了革命成果，只能说这场革命简直是为袁度身订做的。
“驱除鞑虏”一直是同盟会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昔日与“鞑虏”斗争的同志凝聚起来，于是，分裂便不可避免了。
导致分裂公开化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照例又成了一次吵架大会。对政党政治一往情深的宋教仁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就应该变成一个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运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但在帮会里混久了的会员们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党中还应该保持秘密工作，不宜因侧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把宋教仁等“组党派”称为右派，而“帮会派”则称为左派。左右两派已俨然对立。
在制定约法的问题上，胡汉民和宋教仁大开舌战。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胡是孙文的代言人。孙文虽然还没有放弃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所争持的重点，已由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转向地方分权了。
宋教仁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势必天下大乱。而且只有中央集权，国力才能振复，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胡汉民反驳说，“满清末年就是一味想集权，挽救颓势，结果造成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况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和日本相比。美国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也没有分裂。”他特别提醒大家，“这次中国革命的大火，并未烧到北京，那里还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老巢。如果对他们的野心不加防范，共和马上就完蛋，还谈什么富强？”
宋教仁说：“你不过是怀疑袁世凯罢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就算他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
胡汉民说：“内阁制完全依靠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非常薄弱，一旦受到压迫，根本无力反抗。今革命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专制与共和互为倚伏。”《胡汉民自传》。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两人相持不下，由孙文出面调停，建议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加上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来可以表明革命的意义所在，二来也可以防止个人窃国。这固然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但一纸具文，是否有效，却殊堪怀疑。以一笼统口号，掩盖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对政治前途未必有利。
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当初在汉口订立的组织大纲，作了重要修改，由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革命党解释，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当时的情形有类于美国的13州联合，所以宜仿美国采取总统制；现在各省已告统一，宜建单一国家，所以要学法国的内阁制。说穿了，无非是总统制有利于孙文独揽大权，便宜施政；而内阁制则是要钳制袁世凯，防止他独揽大权。
国家政制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也随便因人而易，可见“民主共和”的血清，在胚胎中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迎袁专使合影：汪精卫（左一）、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键
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幻想迅速破灭。袁世凯支吾其词，就是不肯动身。2月29日晚，北京发生兵变，乱兵抢掠多家商铺。流弹从南方使者下榻的旅馆上空呼啸而过。袁世凯正为找一个拒绝南下的理由挠破头皮，这场兵变真是及时雨，老袁大喜过望，连呼“天助我也！”
袁世凯借口坐镇北方大局，拒不南下。汪精卫、宋教仁诸人惊魂甫定，亦同意了他不到南京就职。
1912年4月1日，孙文正式卸任。偕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离开南京，辗转南下。4月24日孙文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文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喜忧参半。孙文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袁世凯不敢肯定，这位洪门大哥，是否真的会一门心思去修铁路，还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为了摸清孙文的底牌，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文慨然答应了。
8月18日，孙文启程北上。8月24日，由天津入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入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文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白马，前有30名骑兵开路，后有几十名军警拥护，从正阳门直入迎宾馆。
继孙文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南北巨头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文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氏乃官场上的千年老道，对孙文所说的，一律点头称是。
在一次宴会上，孙文豪情万丈地举杯对袁氏说：“愿袁大总统练200万精兵，孙文造20万里铁路！”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20万里铁路，并非信口开河，孙文在众多场合，都一再宣称他打算花10年时间，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他的计划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如果一位下野总统能够放弃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去从事铁路建设，亦不失为一桩垂范千秋的美事。不过他的计划太夸张了，中国的铁路，直到1982年（即孙文提出该计划70年后），才修了五万公里（10万里）。
9月16日，孙文、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八项纲领，条条在理，但对许多涉及民主共和政体的关键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的地位、政党的地位、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却无明确说明。孙文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表面看来，北方搞政治，南方搞经济，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政治？南方既没有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更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空口白话，双方都不会当真。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微弱的光芒一闪即逝。
留在北方的宋教仁，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日夜忙于组织政党，这倒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袁世凯一向很看重宋教仁的才干，视同子侄，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想招揽他入幕，只是双方没有谈入港。宋教仁以为有了政党就可以和袁氏抗衡。在原来同盟会的核心层中，他是唯一致力于使同盟会摆脱帮会影响和草莽英雄形象的人。
黄兴则自鸣清高，扬言“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孙文也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主张将国事完全交给袁世凯，同盟会从事社会事业。1912年10 月，孙文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制订了一个耗资五亿元，修建一万英里铁路的空中楼阁方案。他劝胡汉民和陈炯明合作，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
与宋教仁的活动相呼应，陈炯明是一位在基层推动地方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急先锋。他热情高涨，把模范省当成了自己的职志，在广东又是禁烟，又是禁赌，又是剿匪清乡，又是振兴商务，整顿交通，拆除街闸，安装路灯，疏通城市排水系统，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年的秋天，宋教仁的努力似乎有了结果。在他的奔走撮合下，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终于合并而成一个大党——国民党。
宋教仁
由同盟“会”变成国民“党”，是一个进步。宋教仁追求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还要有实质的进步。后人批评宋氏援引大批官僚政客入党，以造成表面声势，结果把腐败的空气带进党内，致使国民党自创立伊始，其宣言党纲，以及人员，完全失去革命的主义和精神。其实，宋的原意并不是要搞五党合一，而是要解散同盟会，另造一个新党，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只能先走这一步。
在宋教仁看来，政党的意义恒不限于“革命”二字，欧美式的政党，纯以政见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纪律约束，与后来俄国的列宁式政党，是南辕北辙两回事。宋教仁的理想是走欧美的代议政制道路。孙文并不喜欢这个大杂烩党，虽然大家公推他当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他以要埋头修铁路为由，把职务交给宋教仁代理了。
宋教仁相信有了这个大党，就能控制国会，制约总统。国会正式开会时，议员主要来自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和共和党，但后三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仍不及国民党多。国民党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当时“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八九皆宋派也。”著名政论家黄远庸感叹，“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