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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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坚定”。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甚至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
12月2日，张学良冒着风雪严寒，再次到洛阳和蒋介石见面。张学良以“孙总理当年也搞过国共合作”，力劝蒋介石仿照总理先例，和共产党联合一下，也许是国难期间的一个办法。但如果蒋认为行不通，他也愿意把剿共军事进行到底。他建议蒋到临潼华清池休憩几天，和西北各将领见见面讲讲话。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到了临潼。12月7日，张学良下决心向蒋介石作最后诤谏，但依然遭到蒋的严辞痛责。蒋批评他身为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敌人，还有点军人气概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国策！”
张学良获悉，如果他不接受蒋的命令，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西北军将被调往安徽。他和杨虎城都有可能被褫夺职务。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学生在游行
12月9日，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纪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联发起群众纪念大会，向军政最高当局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请愿，印发了“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北领导抗日救国”的宣言和口号。学生们说：蒋介石愿救国抗日抑愿亡国降敌，均取决于今天的最后一瞬了！
两万多学生浩浩荡荡开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省政府下令关闭城门，学生们一拥而上，把城门大锁砸开。守城的西北军都是同情学生的，一律袖手旁观，不加阻拦。学生们顶着怒号的北风，冲到铁路车站，准备乘车前进。但站长和司机都已经走避一空。有人振臂高呼：“我们步行去临潼！”大家立即轰然响应。
队伍走到十里铺，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对学生们说：“委员长明天就要进城答复你们的请愿，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人们纷纷传言，说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马队已布满街头，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空气顿时变得一触即发。
张学良匆匆赶来了。他劝学生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代为交给蒋委员长。但学生们非要得到蒋的当面答复不可。如果缺乏大队餐宿的地方，他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张学良再三劝阻，最后，他发誓在一个星期之内，必定有满足大家心愿的事实答复学生，“我不欺骗同学们，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
学生们听众了张学良的劝告，率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根据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死？私下他对杨虎城却表示十分悲观，觉得自己几已无可能改变蒋的立场。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清末就加入了哥老会，也组织过“中秋会”，自任首领，到处袭击官衙，劫富济贫。辛亥革命时，他率“中秋会”成员参加反清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旗下的向字营，张云山和向字营统领向枝山都是陕西有名的哥老会头子。1913年杨虎城解甲归田，但当过兵、杀过人，再回家耕田放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隔一年，杨虎城又在乡间杀了人，被官府通缉，落草为寇，成为大荔、合阳一带的刀客集团首领。护国战争爆发后，他拉着手下的江湖人马投军。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陕，这是青帮在陕西大发展的时期，甚至连陕西省政府的秘书、西安警察总局侦缉队队长、警察总局的科长、凤县县长也公然开堂收徒。
西北军与蒋介石宿怨甚深，已几度兵戎相见。杨虎城这种西北刀客出身的人，与蒋当然也不能相与。他一气之下，对张学良说，索性把老蒋给抓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引自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张学良大吃一惊。这岂不等于兵变？但杨虎城说自己是老粗，老粗自有老粗的办法。西北军从来不把倒戈、兵谏当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当年他们的“教父”冯玉祥，不就是这样把曹锟抓起来了吗？
张学良犹豫再三，实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来兑现他向学生们的许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蒋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于是毅然同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头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开始军事行动。蒋介石在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知道发生兵变，匆匆翻过华清池的后墙，在侍从的扶持下躲到后山。直到上午9时多，才被东北军发现，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扣押起来。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左图）、杨虎城（右图）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人士；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一片混乱。
当局意见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主张派遣大军西进，空袭渭南，以武力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文官则认为，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不让日本有可乘之机，事件必须和平解决。
宋子文力排众议，于12月19日以私人身份飞赴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先于宋子文到达，他带来了中共对于解决事件的意见：“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不禁喜出望外，原先估计最大的危机来自中共，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宋子文和蒋介石见了两次面，向蒋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然后离开西安飞返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再偕蒋夫人宋美龄等人从南京飞赴西安。
经过一连串马不停蹄的会谈，宋子文代表东部集团和西北集团、中共方面达成了10项协议：
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中央军离开西北，两宋（子文、美龄）负绝对责任。
三、蒋（介石）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宋担保张与中共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中共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张学良、杨虎城鉴于蒋介石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把蒋介石留在西安，利少弊多，万一横生枝节，对于国家民族更有无穷后患。于是决定早日把蒋送回南京。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西郊机场，乘坐飞机飞赴洛阳。蒋介石离陕的行动，迅速而隐蔽，连中共方面也没有通知。等周恩来得到消息，赶往机场时，已经人去楼空……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受到军法审判。他以一生的自由，换取了蒋介石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越过卢沟桥，进占平津，全面抗战爆发了。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并没有因为民族战争而泯灭，相反，在抗战结束以后，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东南部的一个孤岛——台湾去了。
历史学家恒把“西安事变”称作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机和枢纽，固然毫无疑问，但如果没有“九·一八事件”，东北军就不会撤至西北地区；如果共产党不是已经在西北立住脚跟，就不会直接参与和利用西安事变，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此，这个转机和枢纽，实际上是一连串事件的演变结果。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即为什么这个转机和枢纽会发生在西安，而不是上海、广州、北平或别的地方？
也许这又是一次机缘巧合。
这是最方便和最简单的解释，也是那些野史轶闻的作家所津津乐道的。如果张学良不是觉察到蒋介石对他的“词色态度有些异变”，如果不是听说蒋介石打算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整训，张学良也许不会发动兵谏；如果蒋介石在12月12日清晨不是被抓住，而是跑掉了，如果“西安事变”不是和平解决，而是武力解决，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将重写。
听起来入情入理，但是，把一切都归诸偶然，未免过于轻率。
蒋介石这个决定国民党和中国命运的跟头栽在西北，决非偶然。至少是充满了象征意义的。
人们不应该忘记，张学良的生活虽然颇为摩登，但他的父亲张作霖却是东北最著名的鬍匪，他身边的许多将领，都是响马出身；西北军的杨虎城，更是著名的西北刀客，他的队伍都是当年拉杆子拉出来的。
整个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以绿林好汉为基本班底。他们的道德准则是绿林好汉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大都是经由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志怪传奇、鼓词演义一类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百年不衰。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义薄云天”的历史故事，往往就是他们做人处世的蓝本。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深信只要是为了一个“义”字，就可以不顾成败利钝、不顾荣辱毁誉，更不顾什么法律程序，可以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包括宫廷政变、兵谏、兵变、暴力流血，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均在所不惜。汤武革命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政治变动的必由之路，这是大西北文化给中华民族留下来的一份痛苦的遗产。
因此，“西安事变”实际是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政治情势演变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必然的归宿。
大清的历史，从八旗入关到鸦片战争之前，是从北向南走的，但自太平天囯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变成由南向北走。1928年至1936年，蒋介石曾努力把东部变成中国历史的新起点，尽管千难万阻，但还是取得了点点进展，讵料人算不如天算，西安事变平地一声雷，把历史的方向再次扭转，变成了由西向东走。这也是周灭殷商，秦灭六国的老路；甚至是李自成、白朗等农民大军走过的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连同他的政府，也被战火所驱赶，连根拔起，退到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与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为邻，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蒋介石和他的僚属们，大多数都具有城市的社会背景，对农民太不了解，对西北太不了解。西北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死结，根本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他们注定要做一个输家。
在1930年代，影响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不会出现在上海，不会出现在广州，不会出现在北平，只能出现在西北！中国的统治者，不靠宪法，不靠金钱，不靠人民，靠枪杆子。他们不是实业家，不是金融家，不是商人，不是学者，是草莽英雄，是绿林好汉！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定数？
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和不可变更的，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后语
后语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