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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

大国的迷失-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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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坚定”。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甚至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
  12月2日,张学良冒着风雪严寒,再次到洛阳和蒋介石见面。张学良以“孙总理当年也搞过国共合作”,力劝蒋介石仿照总理先例,和共产党联合一下,也许是国难期间的一个办法。但如果蒋认为行不通,他也愿意把剿共军事进行到底。他建议蒋到临潼华清池休憩几天,和西北各将领见见面讲讲话。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到了临潼。12月7日,张学良下决心向蒋介石作最后诤谏,但依然遭到蒋的严辞痛责。蒋批评他身为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敌人,还有点军人气概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国策!”
  张学良获悉,如果他不接受蒋的命令,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西北军将被调往安徽。他和杨虎城都有可能被褫夺职务。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学生在游行
  12月9日,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纪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联发起群众纪念大会,向军政最高当局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请愿,印发了“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北领导抗日救国”的宣言和口号。学生们说:蒋介石愿救国抗日抑愿亡国降敌,均取决于今天的最后一瞬了!
  两万多学生浩浩荡荡开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省政府下令关闭城门,学生们一拥而上,把城门大锁砸开。守城的西北军都是同情学生的,一律袖手旁观,不加阻拦。学生们顶着怒号的北风,冲到铁路车站,准备乘车前进。但站长和司机都已经走避一空。有人振臂高呼:“我们步行去临潼!”大家立即轰然响应。
  队伍走到十里铺,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对学生们说:“委员长明天就要进城答复你们的请愿,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人们纷纷传言,说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马队已布满街头,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空气顿时变得一触即发。
  张学良匆匆赶来了。他劝学生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代为交给蒋委员长。但学生们非要得到蒋的当面答复不可。如果缺乏大队餐宿的地方,他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张学良再三劝阻,最后,他发誓在一个星期之内,必定有满足大家心愿的事实答复学生,“我不欺骗同学们,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
  学生们听众了张学良的劝告,率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根据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死?私下他对杨虎城却表示十分悲观,觉得自己几已无可能改变蒋的立场。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清末就加入了哥老会,也组织过“中秋会”,自任首领,到处袭击官衙,劫富济贫。辛亥革命时,他率“中秋会”成员参加反清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旗下的向字营,张云山和向字营统领向枝山都是陕西有名的哥老会头子。1913年杨虎城解甲归田,但当过兵、杀过人,再回家耕田放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隔一年,杨虎城又在乡间杀了人,被官府通缉,落草为寇,成为大荔、合阳一带的刀客集团首领。护国战争爆发后,他拉着手下的江湖人马投军。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陕,这是青帮在陕西大发展的时期,甚至连陕西省政府的秘书、西安警察总局侦缉队队长、警察总局的科长、凤县县长也公然开堂收徒。
  西北军与蒋介石宿怨甚深,已几度兵戎相见。杨虎城这种西北刀客出身的人,与蒋当然也不能相与。他一气之下,对张学良说,索性把老蒋给抓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引自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张学良大吃一惊。这岂不等于兵变?但杨虎城说自己是老粗,老粗自有老粗的办法。西北军从来不把倒戈、兵谏当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当年他们的“教父”冯玉祥,不就是这样把曹锟抓起来了吗?
  张学良犹豫再三,实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来兑现他向学生们的许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蒋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于是毅然同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头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开始军事行动。蒋介石在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知道发生兵变,匆匆翻过华清池的后墙,在侍从的扶持下躲到后山。直到上午9时多,才被东北军发现,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扣押起来。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左图)、杨虎城(右图)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人士;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一片混乱。
  当局意见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主张派遣大军西进,空袭渭南,以武力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文官则认为,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不让日本有可乘之机,事件必须和平解决。
  宋子文力排众议,于12月19日以私人身份飞赴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先于宋子文到达,他带来了中共对于解决事件的意见:“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不禁喜出望外,原先估计最大的危机来自中共,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宋子文和蒋介石见了两次面,向蒋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然后离开西安飞返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再偕蒋夫人宋美龄等人从南京飞赴西安。
  经过一连串马不停蹄的会谈,宋子文代表东部集团和西北集团、中共方面达成了10项协议:
  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中央军离开西北,两宋(子文、美龄)负绝对责任。
  三、蒋(介石)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宋担保张与中共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中共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张学良、杨虎城鉴于蒋介石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把蒋介石留在西安,利少弊多,万一横生枝节,对于国家民族更有无穷后患。于是决定早日把蒋送回南京。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西郊机场,乘坐飞机飞赴洛阳。蒋介石离陕的行动,迅速而隐蔽,连中共方面也没有通知。等周恩来得到消息,赶往机场时,已经人去楼空……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受到军法审判。他以一生的自由,换取了蒋介石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越过卢沟桥,进占平津,全面抗战爆发了。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并没有因为民族战争而泯灭,相反,在抗战结束以后,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东南部的一个孤岛——台湾去了。
  历史学家恒把“西安事变”称作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机和枢纽,固然毫无疑问,但如果没有“九·一八事件”,东北军就不会撤至西北地区;如果共产党不是已经在西北立住脚跟,就不会直接参与和利用西安事变,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此,这个转机和枢纽,实际上是一连串事件的演变结果。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即为什么这个转机和枢纽会发生在西安,而不是上海、广州、北平或别的地方?
  也许这又是一次机缘巧合。
  这是最方便和最简单的解释,也是那些野史轶闻的作家所津津乐道的。如果张学良不是觉察到蒋介石对他的“词色态度有些异变”,如果不是听说蒋介石打算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整训,张学良也许不会发动兵谏;如果蒋介石在12月12日清晨不是被抓住,而是跑掉了,如果“西安事变”不是和平解决,而是武力解决,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将重写。
  听起来入情入理,但是,把一切都归诸偶然,未免过于轻率。
  蒋介石这个决定国民党和中国命运的跟头栽在西北,决非偶然。至少是充满了象征意义的。
  人们不应该忘记,张学良的生活虽然颇为摩登,但他的父亲张作霖却是东北最著名的鬍匪,他身边的许多将领,都是响马出身;西北军的杨虎城,更是著名的西北刀客,他的队伍都是当年拉杆子拉出来的。
  整个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以绿林好汉为基本班底。他们的道德准则是绿林好汉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大都是经由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志怪传奇、鼓词演义一类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百年不衰。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义薄云天”的历史故事,往往就是他们做人处世的蓝本。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深信只要是为了一个“义”字,就可以不顾成败利钝、不顾荣辱毁誉,更不顾什么法律程序,可以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包括宫廷政变、兵谏、兵变、暴力流血,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均在所不惜。汤武革命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政治变动的必由之路,这是大西北文化给中华民族留下来的一份痛苦的遗产。
  因此,“西安事变”实际是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政治情势演变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必然的归宿。
  大清的历史,从八旗入关到鸦片战争之前,是从北向南走的,但自太平天囯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变成由南向北走。1928年至1936年,蒋介石曾努力把东部变成中国历史的新起点,尽管千难万阻,但还是取得了点点进展,讵料人算不如天算,西安事变平地一声雷,把历史的方向再次扭转,变成了由西向东走。这也是周灭殷商,秦灭六国的老路;甚至是李自成、白朗等农民大军走过的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连同他的政府,也被战火所驱赶,连根拔起,退到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与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为邻,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蒋介石和他的僚属们,大多数都具有城市的社会背景,对农民太不了解,对西北太不了解。西北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死结,根本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他们注定要做一个输家。
  在1930年代,影响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不会出现在上海,不会出现在广州,不会出现在北平,只能出现在西北!中国的统治者,不靠宪法,不靠金钱,不靠人民,靠枪杆子。他们不是实业家,不是金融家,不是商人,不是学者,是草莽英雄,是绿林好汉!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定数?
  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和不可变更的,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后语
  后语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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