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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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竟把胡汉民送上汤山软禁起来。消息传开，西南大为震动，一时飞短流长，不胫而走。反蒋声浪由暗而明，竟有高涨奔腾之势。
3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案，并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4月22日，约法草案经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修正通过。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经修正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制宪人才，也愿意立宪，但从清末开始喊立宪，喊了20多年，大清倒了，民国继续喊，宪法（约法）草案搞了一部又一部，为了宪法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海，死人无数，但就是搞不出一部举国信服的宪法来。
孙科中执会的会议刚开过没几天，4月下旬，新任立法院长林森竟联合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三位监委，发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紧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几十人通电拥护四监委，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句。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派等反蒋人物，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纷纷奔赴广东。
宁、粤分裂后，交通部长孙科作为孙文的儿子，以调人身份，仍然留在上海，但他和广东关系深厚，决难置身事外。蒋介石想把他拉到南京，但在南方代表麦朝枢、陈友仁等人劝说下，孙科最后选择前往广州。
孙科南下后，西南的声势陡壮。5月27日，各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凡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愿意反蒋的，均可以作为非常会议的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还精心设计了两句政治口号：由建设而图统一；依均权以求共治。
纸上谈兵，固然漂亮，只是无用。
非常会议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内即行引退，也不过聊壮声威而已。非常会议基本上是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西北军队已经无力参与，而南方的军队也是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宁粤双方对峙了数月之久，而终于没有兵戎相见。
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是蒋派人物，被视为投机取巧的军人政客，广东开府以后，陈铭枢连夜出走香港。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围缴了省保安队的枪械，复派代表到兴国和十九路军联络共同反蒋。
陈铭枢亦从南京飞抵赣州，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江西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本来，蒋介石叫陈铭枢到江西去的目的，在于对付陈济棠，但陈铭枢在暗中又和蔡元培等人秘密商定，利用蒋介石要十九路军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对宁粤双方实行武装调停，建立第三种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
南方风起云涌。7月，下达讨蒋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宣布降旗回国。唐绍仪写信给美国总统，劝他不要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韩复榘在北方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蒋介石四面楚歌，连喘息之机也没有。
然而，世事往往难料。当南方车辚辚、马萧萧，准备对蒋大兴问罪之师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剧变，反对内战的呼声响遏行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南京政府的代表风尘仆仆，直奔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议和，并邀粤方派代表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9月26日，宁方代表抵达香港。
双方经过一再磋商，同意广东方面的四项条件：一、派十九路军驻沪担任警戒；二、宁粤统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三、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四、释放政治犯。
10月18日，粤方和谈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李文范由香港乘船赴沪参加和谈。经过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
汪精卫表达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蒋介石态度谦恭，对汪的意见一律赞成。甚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他无不同意照办。他若不行，请大家严责。粤方代表拒绝立即入京。蒋介石立刻同意和会在上海开，并明确表示他个人的进退绝无问题。
从10月26日开始，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判，一连三天，龃龉颇多，进展不大。孙科、李文范、陈友仁三位代表乘机拂袖而去。
随后，南京、广东和上海几乎同时举行四全大会。南京的四全大会由蒋派主持，广东的四全大会由孙科等粤籍委员主持。不久，改组派代表100多人退席到上海开会，也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达成秘密谅解，汪精卫主持党务，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则主持对日军事和围剿共产党的战争。
11月21日，在南京的四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恢复过去在历次反蒋之役中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各同志前以政治关系，开除党籍，但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一人而造成。”
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
至此，各地的中委才首途入京。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氏夫妇乘飞机抵达宁波，转乘汽车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临下野前，蒋介石已经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主席全部换成忠于他的军人，把南京的飞机汽油统统运到郑州，把警卫军几万人马调到杭州，把宁沪兵工厂的重要机器都拆运到洛阳，他的嫡系部队进驻河南、甘肃、宁夏、青海，严密监视着大西北。
【叁】如果说蒋介石和阎、冯、李的战争是一场和西北、西南地主集团的战争，那么，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战争，则是一场和贫苦农民的战争。
192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共产党从半公开转入地下，从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暴动，建立武装，在湘、鄂、赣、闽、皖等地相继开辟农村根据地，号称“工农武装割据”，实际上是“农民武装割据”。
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和闽西，攻城略地，拔旗易帜，到1931年9月，这支红军武装已经把包括江西、福建21个县在内的五万平方公里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中央根据地被罗霄山脉、九连山、大庾岭、武夷山脉所包围，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非常原始、衰败。这个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使用最古老的犁耙等简单农具，耕作技术非常落后。在偏僻的山区，人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杵臼时代。
共产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们远离城市文化，摒弃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工业、金融、商业、教育绝缘，但他们却赢得了那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目不识丁的南方农民的衷心拥护，因为共产党把地主的土地夺了过来，交给农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然而，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之后，国民党在也曾尝试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推行二五减租，但除了浙江之外，其他各省还没实行就取消了。浙江也只是推行到1930年代中期，便止步后转。原
因在于政府对地主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不仅没减，反而年年加码，却要求地主减低对佃农收取的田租，地主收入大幅下降，当然一肚子怨气；而农民也觉得二五减租太过温和，解决不了他们的困境。因此，农村的贫富阶级，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在抵制政府这一点上，却是异口同声。
贫苦农民认为还是共产党的土改实惠，分田地，分粮食，分浮财，吃大户。他们甚至连分田地都不感兴趣，觉得不如直接分谷子、分财物好，“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十九册。1986年编印。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骤然激烈起来，经济学家薛暮桥留意到：“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更日趋恶化。”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农民从革命中直接获得了即时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向土豪劣绅开战。1929年，蒋介石在谈到农村情况时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产阶级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毫无疑问，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既锻炼了贫苦的农民，也锻炼了地主。为了与农民相对抗，地主纷纷武装起来，组织靖卫团、清乡团等民团队伍，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共产党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夺得的。
蒋介石虽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回到奉化，却没有半点闲云野鹤的情趣。他在妙高台仅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南京。1932年3月，蒋介石重出江湖，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尽管当时东北的形势间不容发，日本在上海挑起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硝烟未散。但蒋介石坚信左宗棠的一句名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中日问题可以诉诸国际仲裁，但消灭共产党只能亲力亲为。
5月21日，蒋介石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临阵激励三军：“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6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剿匪会议。会议之后，推行保甲法、连坐法，在汉口设立剿匪总部，雷厉风行，果然不同凡响。
中共对蒋介石的坚甲利兵，不以为意。他们深信国民党已面临崩溃，没有什么力量了。要进攻红军，除非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国民党只能充当偏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红军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几乎毫无准备。
5月26日，国军四十四师进据皂市北侧的文家墩，拉起了大战的帷幕。29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主力第九师向皂市反攻，并以第七师向敌后包抄，展开激烈的混战。国军四十八师一部向皂市驰援，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十几次。30日，红军相继退去。
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共中央根据地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和洪湖区进攻。这是因为该地区水陆交通方便，且靠近蒋的老巢江、浙地区，蒋介石认为有把握争取这一地区的民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为了显示七分政治的威力，汉口剿总决定成立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委员，负责指导战区的党务、政务。同时，召开湖北省政治整理第一次会议。官绅相聚一堂，蒋介石把他的剿匪手谕发至人手一册。
从7月14日开始，各军奉总部命令，向襄河以北地区展开攻击行动。经过几天激战，国军十三师攻占京山，转而配合其他各部，由皂市、天门、岳口向京山以南、襄河以北地区进攻。在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之后，蒋介石遂下令向襄河以南推进。
8月10日，国军顺利占领河口。红四军的两个团，在黄安以西和国军由河口推进的一个旅遭遇，爆发激战。红军以一部攻其正面，另以一部楔入左侧，国军陷于混乱。红军虽然小胜，但纵观全局，处处呈现险情，绝难乐观。
9月3日，国军左路军两个旅向洪湖展开。红军决开湖堤数处，引水阻敌。但成效不著，国军仍步步进逼。7日，红军退出汴头河，8日退出新集，12日复退出朱河市、陡子口。国军中路军攻势如潮，直逼商城、金家寨和英山。红四军全线动摇。
9月20日，红四军、红九军、红二十五军和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约两万余人，在河口和国军第一师、八十八师、十三师混战一场，然后全部向南撤去。后来，这支红军北行至随县、枣县一带，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蒋介石在完成对洪湖地区的围剿之后，余勇可贾，立即掉头南来，于1933年元旦，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军事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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