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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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黑道出身的杜大耳朵，虽然做正行生意，但手段仍不免是黄浦滩流氓的手段。当时上海黑帮横行，绑票是家常便饭，报纸上天天都有几宗绑匪撕票的新闻，黄浦江上天天都可以看见无名浮尸随波逐流。商家富户无不胆战心惊。
为了能平平安安做生意、过日子，很多人只好给杜月笙投帖子，拜到他的门下。有杜月笙的招牌，就像买了保险一样，再也不会受到黑帮的骚扰。杜月笙办银行，自然首先想到了这批胆小怕事的财主。他按帖子摊股，一下子就筹到了25万的股金。
银行虽然开张了，得到中央银行的补贴和各路豪富的捧场，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成了银行的大客户，帮会把巨额的烟赌游资都存入中汇银行，但杜月笙到底不是金融家，对银行业务并不熟悉，负责管理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来是杜公馆里的账房先生，虽然忠心耿耿，但在上海滩办银行，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两年下来，中汇只有19万元的赢利，在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杜月笙干什么事情，都有着一股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到底，干出名堂来的犟劲。当初他开银行，轰动了上海金融界，朋友、敌人都在瞪大眼睛看着他，他决不能半途而废。他不动声色地等着，等着一个“决定性的机会”。
第一次出现这种机会的迹象，是在1929年4月，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了说服上海的资本家继续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对他们采取非常温和的亲善态度，邀请金融家们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把支持国家经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甚至鼓励他们反对蒋介石把超负荷的军费开支强加在上海资本家的身上。
因此，当蒋介石宣布解散闸北商人志愿队（一支商人武装队伍）时，上海的资本家采取了公开的抗拒态度。
杜月笙向帮会下达了指示，向上海金融界施加压力。4月24日，一队骠悍的帮会打手冲进了坐落在公共租界的上海商会，洗劫了这幢大楼，四名在商会里工作的人员被打伤。商会向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应。甚至上海的报纸都接到了严厉的通知，禁止报道这次袭击事件。
上海商人屈服了。
在杜月笙的操纵下，商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对蒋介石来说，现在向上海商人要钱更方便了；而对杜月笙来说，商会则成了他手中的一只棋子。
真正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1931年7月，著名“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了重大的资信危机。它投资盐业失败，损失将近两百万。本来对一个财力雄厚的大银行来说，两百万的损失并不至于追魂索命，但它的对手趁机兴风作浪，广播谣言，两百万的损失变成了几千万。商储银行的经营方针一向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客户大部分是小额储蓄的普通市民。消息传开，立即引起恐慌。
疯狂的挤提风潮，席卷上海滩。
开始商储银行自以为实力雄厚，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三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经达到总库存的一半。
商储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筹莫展，唯一的办法是向别的银行求救。陈光甫和张嘉璈等银行大亨关系良好，他自己也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张嘉璈答应全力支持，很快从中央银行的总库房里调了两卡车的银洋给商储银行。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挤提的人潮每天有增无减，商储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
张嘉璈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对陈光甫说：“你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陈光甫，这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金融巨子，从来不屑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豪门绅士，这时也不得不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向青帮头子求救了。
杜月笙慨然应允，他只是拨了个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当时商储银行被挤提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市面谣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了。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这时，由杜月笙带领着一支提着大包小包、一望而知都是租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队伍，出现在商储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
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恢复到平常的水平了。商储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渡过了这个生死关头。
杜月笙只不过往银行里存了两百万，在银行门口亮了个相，其作用竟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两卡车银洋还大，杜月笙的名字，在金融界里变得像神话一样，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魔力。
就凭着这种魔力，中汇银行在上海成了信誉最佳的大银行之一。1936年，中汇银行吞并了江浙银行，资产总额达350万元；也是凭着这种魔力，杜月笙在金融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当上了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公会的理事长。
就在商储银行发生危机的同时，上海的另一家大型企业也遭逢危机，它就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謇所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前清状元出身。早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招商集股创办大生纱厂。投产后年年盈利，又不断招集新股，大生很快便成为欧战前中国纱厂中唯一的成功者。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了增加棉花来源，他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他开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他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张謇所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张謇有生之年，仍在不断扩大。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纱厂；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圈地430。05万亩。至1921年，这个王国的总资本高达3400万元。
和所有过度膨胀的大公司一样，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全部面临着负债累累的局面。张謇声嘶力竭地呼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些全是幻想。
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大生一、二厂已负债1000余万元。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1926年8月，一代工商巨子张謇病逝于南通。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张謇去世后不久也一命归天。尸骨未寒，大达公司存在德记钱庄的几十万款项，因为钱庄倒闭而付诸东流。紧接着大生、大吉两条轮船又相继失火焚毁。
大达的新任总经理是张謇的侄子张慰祖。受命于危难，却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苦撑一年，备尝忧患，依然是一筹莫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却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它的总经理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陆百鸿。
陆百鸿的经营策略第一步就是要挤垮大达公司。他不惜压低运费来打击对手。大达虽然勉强应战，但囊中羞涩，无力与之竞争。事有凑巧，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就是“镇江帮”金融巨头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镇江帮”的金融界被“通州帮”的实业家们拖得焦头烂额，医得头来脚反筋。如果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大家将会同归于尽。于是，双方代表频频接触，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找一位在上海强有力的人物作后台，再聘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也许大达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邀请杜月笙出任大达的董事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杜月笙请来当个空头董事长，等于请了一尊门神，先渡过目前这个难关再说。
但杜月笙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挂名的人，他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干得彻底，要做台柱、唱主角。陈光甫一走，他马上下令调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尽量收购大达的股票；同时又让通州帮的弟子四出活动，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拉拢大达公司的通州帮股东。
大达公司早就摇摇欲坠，股东们正为手里的股票发愁，现在有人收购，纷纷以低价出手。几天后，通州帮和大部分散户的股票都已经到了杜月笙的手里，陈光甫还丝毫不知。
三天后，杜月笙召开股东大会。杜月笙建议改组董事会，按股权多少重选董事。他把自己的股票拿出来给大家过目，证明杜月笙确实已拥有大达公司 45％的股份。陈光甫目瞪口呆，没想到杜月笙真的“打蛇随棍上”，把大达公司给一口吞掉了。但事到如今，他除了鼓掌承认，已无计可施。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拥股最多，当选为大达公司的新一任董事长——名符其实、手握大权的董事长——他推荐张謇的儿子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他的弟子则任襄理。
张謇的儿子当总经理是做样子的，他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是经营的人才，大权自然旁落在杜月笙的弟子手上。
杜月笙初涉航运业，一心想做出点名堂来。当时大达公司业务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沪杨航线上盗匪多如牛毛，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使船运公司经常血本无归。洪泽湖位于苏皖边界，是蚌埠和淮阴的重要通道，也是盗贼横行的地方，尤其一出淮阴三十里，简直是过往商旅的鬼门关，不是结队而行，几乎无人敢从洪泽湖过。
杜月笙接下大达后，准备重开沪杨航运，他请苏北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出面，约束沪杨航线上的大小山贼，对大达公司的船只，务必网开一面。果然，当大达和大通的货船到达柏树湾时，遭遇到强盗的袭击，十几条贼船向货船队发起包围进攻，把大通的船洗劫一空，而大达的船却连汗毛也没掉一根。
消息传到上海，大达的业务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客户们蜂涌而至，大通的生意一下子被大达抢去了许多。
大通公司很快就感到举步维艰了。陆百鸿在百般无奈之下，也只好上门求杜月笙给他“指一条生路”。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大达公司向大通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方案。大达占55％的利益，大通占45％。
联营合约签订后，适逢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大达公司襄理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呈交交通部准予备案。从此，大达、大通合二而一，成了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两年之后，在全国航业举足轻重的上海船联会举行改选理事长一职。按照会章规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而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虞洽卿已经连任一届，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于是杜月笙以航运业巨子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第三届联会理事长。
杜月笙虽然身兼一些体制内的职务，但实际上，不是他要借助体制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是体制要借助他来建立权威。政府的许多政策、政令，必须依靠来自体制外的权威，才能推行，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随着杜大耳朵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的声势日益显赫，帮会也开始改变街头流氓的形象，换上长袍马褂，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
由杜月笙担任名誉社长的“恒社”，实为青帮的大本营，至1934年4月，该社的223名会员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4人，工界5人，学界5 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恒社社名录》。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主持的仁社，也是一个与恒社性质相仿的社团，只吸纳社会上层人士参加。蒋介石曾拜在张仁奎门下为徒，后来他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时，张老太爷才把“门生帖子”退回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