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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大国的迷失-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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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上海,就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海拔高度仅四米左右,扼长江入海口的咽喉。1842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国相继开辟租界。从此,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国外贸易商品有 40%经过上海,规模较大的各类工厂,也都集中这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在急剧增长。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也在10万以上。一个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的东部,平地崛起。
  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深的地区。这里的区域性文化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现代工商业的发达,必然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从而催生新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嬗变过程。
  东部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他们虽然有勇气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却没有勇气承认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知道西方巨额贷款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又害怕门户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害怕亡国,害怕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彷徨的历史。
  对许多际会风云的政治领袖来说,出生地点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地域的差别,奠定了不同的早期教育。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这里毗邻大海,当刮东南风时,几乎可以闻到从太平洋吹来的潮湿空气。大海那边是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陆。如果它们想闯进中国大门的话,这里会首先听到撞门的声音。从奉化北上30公里就是宁波,从宁波乘船136海里,就到了上海。
  蒋介石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是经商的。他们拥有溪口镇唯一的一家盐铺。和许多商人一样,他们对博取功名并不很热心,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白丁。蒋母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是乡间豪民,曾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招集流亡人民,开垦因太平天囯战乱而荒废的土地。
  蒋介石11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就学。学习的课程包括周秦诸子、易经、左传、纲鉴、曾文正公全集、孙子兵法,以及学作“策论”。这是考秀才的必修课程。14岁那年,蒋介石参加了唯一一次“童子试”,他深感失望和厌倦,并决心再也不参加这种考试了。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毅然剪去辫子,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
  1906年,蒋介石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学习,返回国内。次年,朝廷陆军部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规定每省考取40人,蒋介石是浙江录取的考生之一。一年以后,他在炮兵科肄业,随即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
  在日本,蒋介石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对他的影响最深,这就是出生在浙江吴兴的陈其美。他是一位商人兼流氓革命家,上海秘密帮会的大阿哥。从27岁开始在上海经营丝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是由他介绍的,认识孙文也是由他介绍的。这两件事,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生。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起义。蒋介石从日本带回来了12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下船就参加了上海的战争。蒋介石在杭州组织了一支以刀棍为武器,甚至赤手空拳的“先锋敢死队”,攻进了浙江巡抚的衙门。
  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就和江、浙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年蒋介石
  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蒋介石的活动区域还是在上海。尽管蒋所依赖的上海是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地区,但蒋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最具封建色彩的军阀一样,是一位地域观念非常强的政治领袖。籍贯成了维系利益集团的重要纽带,这种政治文化现象,和北洋时代并无二致。
  能够成为蒋一生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无不出自江、浙。在经历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反叛之后,193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开列过一份干部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之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滇)、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蒋介石日记》,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份名单中,浙江、江苏籍的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一向重军轻党,党务几乎是汪精卫的专利,但这时蒋在党务工作的七名负责干部中,安排了四名江、浙籍的,可见他在党统方面,也要与汪一争长短了。
  蒋也很注意和江、浙经济界的豪门巨子保持密切往来。当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时,上海滩的金融业(公估局、银炉、上海银行公会、外国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奠都南京,随即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为宗旨,以期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仍靠借债度日,只不过抱定“慎借外债”的原则,其结果,内债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仅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里,像以下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1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2。5附加税国库券40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前二年付息,四年四个月还清。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3月27日,北伐开始,需款孔亟,特发行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16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4月28日,发行军需公债1000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七年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
  东部金融巨子张嘉璈回忆:“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至十七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人的说法,并非讽刺,乃是事实。据一项统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提供给政府的金钱多达近一亿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东部的钱好像多得花不完,但在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军队,则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丢进去都是立即消失无踪,连个泡也不冒出来。
  为了把东部财团紧紧攫在手里,政府和东部集团之间,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联系人,一位在野的巨擘。在上海,没有谁比杜月笙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的了。
  杜月笙(右)、张啸林(中)、黄金荣(左)合影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一位奇人。他出身寒微,靠贩毒、开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关系密切,在政界也有相当影响力,当年黎元洪下野赴沪,就是由杜月笙亲自安排保护,又在家中设宴款待,俨然平起平坐。杜月笙立身处世,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这种儒家思想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传》和《说岳全传》一类小说。他识字不多,只能由别人读给他听。他的忠孝侠义之风,就是由这些坊间小说培养出来的。
  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对杜月笙有这样一番描述:“月笙先生,出生于农村,长大于都市,且为目击过去帝国主义控制下租界之种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先生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平时兼任各公私机构董事长会长委员等职务,不下数十处之多,但每遇有重要事务,必亲到参加,其精力之充沛尤足惊人。”俞鸿钧《忆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部帮会与“抡着大斧,只顾砍人”的黑旋风式的西北刀客、会党,风格上大不相同。
  蒋介石没有忘记杜月笙对上海政变的功劳,当宁汉仍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时,他请杜月笙到南京见面,委任这位青帮大亨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四·一二”以后,上海的豪门决定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而杜月笙恰在此时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连串的殊荣,他在上海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光芒万丈。法租界当局立即委任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杜月笙在商界和工界的势力日益膨胀,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人称“上海皇帝”。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上海的地位更形重要。政府希望帮会头子杜月笙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鼓励他进军金融界。引路人是“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北监老人钱新之。钱是浙江吴兴人,出身在一个工商业家庭,读过北洋大学的财政经济学,又到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财经和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开始打进上海金融界,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和宋汉章、张嘉璈等金融大亨称兄道弟。
  1920年,钱新之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到了上海,和黄浦滩大老虞洽卿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新之是委员之一。
  钱新之苦口婆心劝杜月笙,一个人活在世上,钱固然很重要,但地位、名誉也很重要。现在你赚的钱再多,也不过是些经营烟赌的黑心钱,干嘛不把这些钱投资在正当的行业上,以便真正成为上海领袖群伦的人物呢?你是党国要人,又是租界公董局的顾问,身份、地位都已经很高,干嘛还要死抱着赌台、烟馆这些黑道生意呢?
  杜月笙听了以后,确实心动了。但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正行生意也从没做过,武生出身的,唱花旦怕唱不来。他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正行生意,适合他做。
  钱新之建议他去开银行,打进金融界。这回杜月笙的反应,不仅是吃惊,简直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了。干正行生意他确实想过不少,却从来没有想过开银行。在他看来,办银行是需要非常高深的专业学问,绝不是他这种小伙计出身的粗人能玩得转的。
  钱新之给他打气:办银行就需要两条,一是有信用;二是在社会上兜得转。这两条杜先生都不成问题吧?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开了银行,却没人来存钱,这个台可就塌得大了。钱新之安慰他说,银行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银行开张,大伙儿都要往里存一笔钱,以示祝贺,这叫堆花。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历来堆花的数额大,期限长,而且现在又是杜先生开银行,谁不给几分面子?
  钱新之力劝杜月笙进军金融界,是因为他即将在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财政部次长,在上海金融界需要有新的势力兴起,作为政府的财政支柱。杜月笙在“四·一二”中出力至巨,黑白两道都有相当的号召力,正是新势力的理想人选。
  杜月笙果然雷厉风行,1929年3月7日,钱新之在南京履新之日,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已经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43号隆重开业了。
  黑道出身的杜大耳朵,虽然做正行生意,但手段仍不免是黄浦滩流氓的手段。当时上海黑帮横行,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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