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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大国的迷失-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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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冯玉祥、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声明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新华门和总统官邸外面的卫戍部队统统撤走。黎元洪家的水电也被切断。门外挤满“乞丐团”、“公民团”、“市民请愿团”一类流氓地痞,手执“改造时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狂呼乱喊。
  6月10日,在冯玉祥、王怀庆的唆使下,又有三四百军警官佐包围了黎元洪的寓所,口口声声要总统发钱。
  黎菩萨走投无路,当天给曹锟和吴佩孚打电报,伤心质问:“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曹、吴毫无反应。
  12日,黎菩萨再次给曹、吴拍电报:“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虽然低声下气,但仍得不到任何回音。黎元洪不禁有“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之叹,怆然而泪下。
  这次倒阁运动,实在是为曹锟登极铺路。黎元洪是吴佩孚捧出来的,虽然吴一百个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也不赞成冯玉祥的胡作非为,但出于对曹三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会横加反对。黎元洪大失所望了。
  冯玉祥、王怀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以辞职要挟,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黎菩萨还想扮演一回铁金刚,他在私寓连签七道命令,其中包括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但印铸局拒绝将命令付印。
  6月13日上午,冯玉祥派人通知总统,如果在12小时之内还不能发还300万欠饷,驻京军队就要自由行动了。黎元洪终于完全绝望。午后1时20分,他带着几名幕僚匆匆乘火车前去天津。
  总统刚离开北京,高凌蔚的电话就打到直隶省长王承斌那儿,请他截住总统专车。黎元洪的专车一到北仓,就被王承斌扣住了。
  王承斌全副武装登车,勒令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如果不肯交,就只能把总统带回北京。当天下午,火车驶到天津新站,摘去车头。王承斌派了上千军警把总统的火车严密包围起来,不准黎元洪下车。
  被困在闷热不堪的火车厢里,黎元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熬到第二天,便熬不下去了,被迫通知在北京的眷属,把总统印信全部交出。但他的夫人把印信送到国会时,适值参议院正副议长改选,新任议长尚未选出,所以拒绝接收印信。
  王承斌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夫人,要求她把印信交给首都警察总监。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但为了救丈夫,黎夫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大总统印信终于落入了逼宫者的手里。王承斌又代黎拟了三道命令:一、向国会辞职;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三、声明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
  在每道命令上都签了名以后,这位被困车上12小时38分的大总统,才得以狼狈脱身。当他的专车重新挂上车头,驶向天津老站时,漫漫长夜已经过去,而黎元洪的政治生涯,也在这淡淡的晨曦中结束了。
  与此同时,高凌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都有出席。他们宣布了军警在总统出走后的四点措施:一、维持治安;二、约束部下;三、拥护国会;四、保护外侨。他们再也不提辞职一事了。
  冯玉祥在北京的种种非法活动,不仅使中国的法治完全破产,而且为曹锟日后贿选总统扫清了障碍。当官僚们发现这个乡下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危害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冯玉祥以“基督将军”自诩,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真正热衷的是通过不断的倒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谋取政治资本。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内阁和总统相继垮台。现在,曹锟要登上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了。论功行赏,冯玉祥应是头号功臣。
  1923年7月3日,曹锟在保定接见国会代表,他踌躇满志地,语气坚决地保证,他愿意做国会的后盾。
  议员们都知道,这是曹锟迈向权力之巅的开始。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抵挡不住“总统”这个职位的诱惑,终于和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一样,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了。议员们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曹锟又加上一句,他愿意拨出巨款资助国会,名为出席费,其实是收买议员。仅此一项,便达20万元。
  根据院法,议员每年的薪金不过5000元,每月领取不能超过400元。由于财政困难,近年都是减成发给。所以这笔出席费确实颇有吸引力。闻风而来者,不在少数。
  在曹锟和国会之间充当联络官的,是他的副参谋长王坦。虽然所有保定系和天津系的直系干将都动员起来了,但他们并不都明白曹锟的心理,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民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总统是可以善终的。
  对曹锟究竟该不该当总统,王坦有一段精辟之论:“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的钱无用处,老子不愿意干了,买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这决心,可以当。没有这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会好得了吗?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尽管吴佩孚反对,尽管浙江反对,尽管东三省反对,尽管广东反对、国民党反对,但无论如何,正如当年的洪宪帝制一样,贿选一经发动,就没有办法中止了。
  9月7日,众议院开常会,讨论延长议员任期案。这是为了确保现任议员饭碗,为贿选之先决条件。该案即日付诸表决,在场308人,261人起立赞成。即日开三读会,咨达参议院。9月26日,参议院也召开常会,临时变更议程,先讨论众议院移付延长任期案,在场多数赞成。当即由主席指定审查员,立即审查,然后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之内,以开快车速度连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原案可决。
  这项修正案,经两院议决后,马上咨达摄政内阁。内阁于10月4日公布出来。作为报答内阁对修正案开绿灯,国会也于同一日匆匆通过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并通告于10月5日举行大选。
  一连串政治游戏,令人目不暇接。幕前幕后,不知有多少暗盘交易。反对直系的议员纷纷离京赴沪,杯葛贿选。冯玉祥一直假装养晦,不与闻世事,其实他安插在内阁的心腹,司法总长程克,却异常活跃,且肩负疏通反对派之责,直接卷入了贿选活动。
  曹锟
  10月5日,北京城里到处飘扬着五色国旗,一派热闹气氛。这场还未启幕,就已经恶声远播的闹剧,终于鸣锣开场。所谓竞选者,既无“竞”也无“选”,不过由一班领了黑钱的猪仔议员走走形式而已。
  下午4时,公布点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时离冯玉祥把黎元洪赶出北京,还不到四个月时间。
  吴佩孚在洛阳听到“选举”结果,不禁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宵小不但误国,而且误曹。”宵小者,冯玉祥、王承斌之流也。吴佩孚打仗一流,搞政治却是九流,怎么也玩不过保定系、天津系的政客,何况还有一个西北老农给他们打头阵。
  10月10日,曹锟从保定乘坐花车抵京。冯玉祥派了一营士兵在车站欢迎。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森严。上午7时5分,高凌蔚、顾维钧、程克、冯玉祥等人到车站迎接新总统。7时35分,军警吹响了预备号,报告花车已经到了西便门。7时45分,汽笛一声长鸣,总统花车缓缓驶进车站。曹锟身穿蓝色军服,斜系红色大绶,胸前挂满勋章,踌躇满志地走下站台。冯玉祥心潮激荡,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
  【贰】冯玉祥为曹锟贿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奖赏,刚刚倒完总统戈的冯玉祥,现在又要倒直系的戈了。
  曹锟贿选,对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崩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作霖在东北首先声言反对。奉张的态度令直系大为不安,他们担心由于张作霖对中央政治的介入,迟早会演变成第二次直奉战争。
  次年,奉军果然大张旗鼓地开入关内,昨日远虑,今日近忧。尽管吴佩孚和曹锟的关系,在贿选之后已经日形恶化,吴佩孚对中央政治采取完全不闻不问,随他胡闹去吧的态度,但现在受到挑战的不是一个曹锟,也不是一个保定系或天津系,而是整个直系。吴佩孚不能置之不理了。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卧榻之侧,就在北京城里,冯玉祥也在秘密活动,准备利用即将爆发的战争大展拳脚。由于曹锟的贿选,冯玉祥功不可没,但在事后的分赃活动中,他却一无所得。
  曹锟上任后,发布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王承斌为副使;而两湖巡阅使、苏皖赣巡阅使的任命也陆续发布。甚至连王坦这样的角色,都捞了个陆军次长,而冯玉祥却仍然当着他的“穷陆军检阅使”。既然曹锟没有把他当自己人,他内心的愤怒和仇恨,便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收拾。
  他开始策划一次新的倒戈,倒直系的戈。他和奉系的秘密谈判已经进行了很久,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张作霖以120万元来买他的倒戈。冯玉祥对这个价码还算满意,于是双方拍板成交了。
  当直奉双方战云密布之际,冯玉祥的向背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除了张作霖之外,南方的孙文和在天津蛰居的段祺瑞,都频频派代表和冯玉祥接触。
  1924年9月,冯玉祥和第十五混成旅兼大名镇守使孙岳在南苑的昭忠祠见面。孙岳是河北高阳人,明朝辽沈督部孙承宗的后裔,清兵入关后,把孙承宗拴在马后,活活拖死了。所以孙家后人在清朝是不应试的。孙岳是老同盟会员,但现在已变成一名意志消沉、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
  冯、孙二人对曹、吴都有一肚子怨毒,正待发泄,于是决定对直系倒戈,并准备把胡景翼也拉进来一块干。
  冯玉祥付了20万元订金给胡景翼,半个月后,胡景翼派了一名代表来,转达他的意思:请焕章(冯玉祥字)兄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蹈汤赴火。三方商定方针如下:一、拒绝接受吴佩孚的命令;二、推翻曹、吴后,请孙中山到北方主持一切;三、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
  这时,张作霖已经和段祺瑞、孙文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四面受敌,内部又充满了密谋叛乱分子。吴佩孚的失败,不待诸葛神卦,也可想而知了。
  在危难的关头,曹锟又记起了他的常胜将军吴玉帅。他一日数电地催吴氏入京商议局势问题。吴氏对北京一向没有好感,不肯贸然北上。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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