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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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就算不引退，宣战案目前也行不通了。”
“我就是不走，看总统奈我何？”
“总统有罢免总理之权。”
军官们起哄：“如果出此，我们就造反！”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总统批准了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的辞职，只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不予批准。他已经打算让伍廷芳代阁了。
段祺瑞怒发冲冠，鼻子一歪再歪。他接到日本政府传来的信息，他们对他是否维持总理职务相当留意，因此他已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和总统决裂。
军人们就如何把最后决裂的责任推给总统，互相交换了意见。第二天，他们推举了一位年老的督军领衔，联名呈请修改宪法，他们指责宪法对内阁和内阁总理的地位没有确实的保障。
由于受到内阁垮台的鼓舞，黎元洪对这份呈文不屑一顾。他知道美国公使已经向军方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将得不到美国的同情。因此，总统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5月21日，督军团突然离开了北京。
事先没有任何人得到消息，然而，当事情发生以后，却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不是好戏的收场，而是刚刚开幕。只有黎元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当满载军人的火车刚一驶离前门车站，总统便下令罢免段氏的职务。人们十分纳闷，总统哪来的把握呢？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心情愉快地对芮恩施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芮恩施觉得很奇怪，他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哦，我想是可能的，”黎元洪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芮恩施追问，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悠然自得地回答：
“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黎元洪曾被西方外交家认为对政府具有现代概念，但他生活在充满帝王色彩的北京，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之下，他真的理解现代政治的意义吗？仅仅一年多以前，他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但现在他却主动把复辟的危险引入庙堂之上，铜驼之侧。
【贰】帝国的梦想：1917年7月1日，北京人纷纷燃放鞭炮，挂起龙旗，狂热地欢迎皇帝回来。
中国的官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私臣意识，他们对“忠”的伦理判断，完全基于君臣“不贰”的私人关系，而非国家的利益。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君臣关系就高度官僚化了。
在被迫与共和制度妥协的前清官僚集团里，差不多人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复辟倾向，只不过谁也没有张勋来得那么公开和强烈而已。这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脑后，至今还挂着一条大辫子。他和北洋集团的头面人物不仅保持着密切来往，而且有着相同抱负。这些帝制分子包括前国务卿徐世昌、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基，甚至还有副总统冯国璋。他们和张勋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要绕大圈子，一个要直截了当。
张勋
北洋集团的复辟梦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创始人袁世凯那里。这位以“八十三天皇帝”闻名的独裁者，从不相信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即使在他承认共和政体的时期，他还是坚信，一般人民是极端保守的，拥护帝制的。
他的观点代表着北方官僚集团的普遍看法，这些人（乃至广大的平民百姓）从未受过真正的民主政治训练，他们在现代的代议制度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什么民有、民治和民享，完全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只有几里地的乡下，人们就已经把总统的官衔和皇帝的新年号混为一谈了。拥护帝制的人常常把这作为例子，证明共和制度不曾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中国没有真正懂得法治的人，所谓民主政治，言之过早，“不合中国国情”，恒为朝野最常听到的理由之一。中国人喜谈“以人为本”，然则在政治上一味强调以人为本、德治天下，最终必然导致人治，也就是君明臣良的理想国，而不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
袁世凯乃两千年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权力狂，别说他有六镇劲旅，就算他手下只有六个排的大兵，也不会甘心屈从于墨写的法律。正如老子所说： “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那些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像霉菌一样遍布中华大地的土匪，还有大大小小的巡阅使、军务督办、督军、师长、旅长，谁说不是一个个小袁世凯呢？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复辟的阴谋就一直没有中止过。最初人们相信袁世凯会还政清室，自己做个摄政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野心比人们的想象大得多。他竟要学王莽、曹操，这就使他自己即使在北洋集团之中，也失去了道德的立足点。
袁世凯死后，效忠于清室的复辟势力重新抬头。
督军团离开北京以后，并没有回到各自的省区，而是云集徐州。这里是张勋的大本营，军人们几乎所有关于复辟的密谋，都是在这里酝酿的。现在，督军们又向张勋许诺，只要他能把黎元洪赶下台，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坐镇南京的冯国璋，在前清时是禁卫军统领，又曾督办贵胄学堂，与许多皇族亲贵都有密切关系，武昌首义后就是他率北洋军攻陷汉阳的。他给张勋写信，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他愿充当辫子军的后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兵力直捣北京。
本来黎元洪属意的调人，并非张勋，而是冯国璋。但冯国璋不愿蹚这趟浑水，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张勋出面。
性格鲁莽的张辫帅信以为真，这回黄龙要出洞了！
5月29日，总统下令罢免安徽省长倪嗣冲的职务。机会来了！声名狼藉的倪嗣冲在安徽宣布独立，脱离中央。北洋系统的各省区纷纷效法。北洋各省的独立，与以前南方各省的独立，虽然同是反对北京政府，但也有不同之处，以前南方反对的是由北方军人操纵的北京政府，现在北洋反对的是一个由南方人当总统的政府。因此，当北方闹独立后，滇、黔、川、湘、粤、桂西南六省，纷纷摆起拥护中央的姿态，义正辞严，反对军人干政。
就在这时，张勋袍笏登场了。
他应黎元洪的邀请，率领五千定武辫子军，北上帝都。公开使命是调解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真正目的是复辟清室。冯国璋写信给他，保证“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总35辑。张勋深信他已经得到北洋集团的默许和外国势力的支持。
几乎就在同时，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准备等黎元洪下台后，即召集临时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
张辫帅虽是戆头，也看出段祺瑞从前曾带头劝宣统退位，故对复辟之举，绝无赞成之理，将来发动复辟，将难免一战。
正因为如此，段祺瑞才推举徐世昌上台，以牵制复辟派的力量。徐世昌一面发表维持总统、恢复内阁和解散国会的三大主张，一面将就任大元帅的通电拟好，随时准备发表。
从这时起，张勋已经注定要成为北洋官僚集团的牺牲品。
6月8日，张勋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解散国会，他就不再充当调人了。黎元洪再次屈服。总统的软弱，大大刺激了复辟派的气焰。6月14日，张勋进入北京。
这时复辟已如箭在弦上，徐世昌的代表钱能训——光绪朝进士，官拜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御史、顺天府尹、陕西巡抚，一位资深的老官僚——突然从天津来到北京，和张勋秘密会晤，传达徐世昌的意见：对复辟是非常赞同的，并认为复辟后的国民投票制，比现在的共和制更为先进。
复辟时期的溥仪坐上正大光明殿
徐氏的主张大致有三点：一、给他以摄政王或类似的名义，掌握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宣统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辫帅嗤之以鼻，他再蠢也不会蠢到为徐世昌这种老官僚火中取栗。
交易没有谈成，徐世昌还不死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过了一天，钱能训带着徐氏的新方案，去而复还。他向张勋建议，复辟条件还未成熟，可以从缓，不如先设立元老院，掌握国中最高权力，由徐世昌、张勋、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担任，并请几个国民党人参加。
这是典型的官僚骑墙心态，首鼠两端，总想左右逢源。张辫帅把钱能训轰出门去，他要独立扮演一个勤王救世的角色。
7月1日，天刚蒙蒙亮，霹雳一声复辟。北京全城悬挂起象征皇权的龙旗。张勋向全国通电：“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各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②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正如张勋所预料的那样，老百姓对皇上重新掌权，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早已习惯于金銮殿上有一位天子，共和制度倒让他们无所适从。坊间一时出现“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②的欢乐场面。时人所撰《复辟纪实》一书，有更为详实的描写：“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罄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翘生《复辟纪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东人马超俊记下了他在北京目睹的一幕：7月1日那天，他住在骡马市大街广东七邑会馆，天将破晓时，就听见全城鞭炮声四起，茶房王疯子推门进来，向他作揖道喜。马问有何喜事，王疯子说：“张大帅来了，宣统皇帝已经复位，我们要太平了，从今天起，会有廉价米面吃。”他说话时，满脸骄傲，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比过年还热闹的北京城里，出现了“沿城一带辫子多，城厢内外黄龙旗多，故宫门外红顶子多”的壮观景色。大栅京中报纸、衙门文书、布告，一律改奉宣统正朔，称“大清帝国宣统九年”。
但黎元洪坚决不交出政权，在一生名节的最后关头，泥菩萨变成了铁金刚。辫子军包围了总统府和官邸，黎对前来逼宫劝退的人说：“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当晚，他只身逃出公府，避入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帝制派，但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几千年的积习。政客们都知道，要使中国老百姓接受一事物，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相信这一事物古已有之，只要能在古书里找到根据，总是可以说服他们的。
反对复辟的人纷纷逃离北京，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文圣人康有为风尘仆仆赶入北京，欲助武圣人张勋一臂之力。康，广东人也；张，江西人也。虽然帝制派大部分是北方人，但他们只会坐在租界里长吁短叹，空话连篇，真正付诸实行的却是南方人。推翻帝制的是南方人，复辟帝制的也是南方人。这是必然乎？是偶然乎？历史如此吊诡，亦可怪矣！
张勋实行复辟之后，在北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真反对的不多，骑墙观风的居多。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西北省份，在一片讨逆声中，更是装聋作哑，迟迟不作表态。梁启超和前清遗老周善培的一段对话，真实地反映出蛰伏于北方的大清遗民们的心态。
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挂起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时，梁启超劝周善培支持这场讨伐复辟的战争。周善培说：
“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两湖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
梁说：“不讨张勋复辟，我们讨袁（世凯）就没有意义了！”
周说：“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他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