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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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孙文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摇身一变，沦为“千古罪人”矣。
　　平心而论，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也。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固有其时代局限，不无可议，然与国民党加诸陈炯明头上的“犯上”、“弒主”、“逆伦反常”等宗法罪名，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著名学者胡适，对“叛逆”、“叛弑”这样的罪名，亦提出了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胡适《评秘密会社与组织政党》。《努力周报》第16期。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三章南方的狂潮
　　【壹】在中国，共产主义学说萌生于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上海，但把这种学说真正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的，却是在南方。
　　粤军叛乱既作，孙文传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6月29日，蒋介石从上海赶来，登舰随侍左右。海军与粤军在珠江沿岸隔水为战，不断互相炮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民国日报》1922年　7月9日。各界人士不断从中斡旋，希望调解孙、陈关系，使广州免遭兵燹。然粤军坚持要逐孙出广东，而孙文则不肯放弃职守，坚持待援平乱。双方竟成僵持之局。
　　7月1日，陈炯明向全国发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通电，分析民国以来内乱频仍的原因：“中华民国光复，由各省共同构成，其取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近世以来，国家与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承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莫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有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联省自治政府之组织，诚不可缓。”陈炯明《致西南各省电》。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炯明派代表到孙文的座舰，表示愿意和解。孙文断然答复：“陈炯明对我，只能悔过自首，不能求和！”
　　然孙文翘首期待的北伐军，在回师途中，不幸被粤军所败。外援既绝，孙文孤悬白鹅潭，械弹两缺，死守下去，亦难有作为。8月9日，孙文被迫乘英国炮舰赴港，然后转赴上海。在上海撰文简述事变始末，沉痛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几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孙文《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回师失败的北伐军，退入福建境内。许崇智接到他们从汀州打来的电报问善后办法。许崇智根据孙文的意图答复：“实行孙（文）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段祺瑞是北方少数几个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都能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臣之一。他和徐世昌、冯国璋三人一向被视为北洋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恺、居正、胡汉民、孙中山、陈其美、许崇智、郑鹤年、邓铿；中排左一萱野长知、右三谢持，后排左五戴季陶。
　　的化身，现在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下台了，冯国璋死了。而孙文则准备和最后一位北洋元老“携手联防”了。他的另一位合作伙伴是盘踞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自从和陈炯明决裂后，孙文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在离粤赴沪途中，他已迫不及待地加以公开谴责：“至如今日之所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秋天，汪精卫带着一份合作计划到了东北，向张作霖建议，军事方面，由南方政府下令讨伐直系军阀，从广东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直系军队，而张作霖由东北直捣北京，南北夹击。政治方面，在打倒了直系军阀以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问题。
　　可以肯定，这种借助皖系、奉系军阀之力去打直系的“革命”，即使成功，最后也必然会沦为又一次的军阀混战，对中国前途毫无裨益。
　　经过了漫长而沉寂的秋天，11月，受孙文重金运动的滇桂粤联军，在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四万大军誓师东下讨伐陈炯明，迅速将叶举的粤军逐出广州。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
　　这次粤军政变，对孙文的美丽梦想，是致命一击。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他吃惊地发现，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不仅与民众漠不相干，而且连自己的党员，也都是一知半解。他在痛苦之余，下决心对国民党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
　　然而，孙文理想中的国民党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吗？当然不是。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样的吗？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政党，仍然是中华革命党那样的——如果党员们都能自觉履行誓约的话。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孙文在帅府里整天颁布命令，签署文件，究竟有多少真正付诸实行，他也是一本糊涂账。
　　1923年10月25日，孙文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等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古应芬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请苏联特派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开始着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尽管没有明说，但孙文内心对国民党旧有组织，已经深感失望。他从来都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今天和会党合作，明天和军阀合作，对外一会亲美，一会亲日，一会亲德。结果到最后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他在南方的合作者是滇桂军阀，在北方的合作者是皖奉军阀。对外，他开始和苏俄接触。
　　1919年，经“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方和无政府主义者结成了同盟。但这种结合并不长久，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相率退出。年幼的共产主义者深感缺乏足够的和强大的力量来指导酝酿中的共产党的出世。
　　直到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内部意见仍无法统一。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里，已经分裂成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派、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四个派别。
　　上海南湖，“中共一大”会址
　　当时，这批年轻的“五四青年”，对孙文和国民党并不看重。中共武汉区党委书记包惠僧说，中共“对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什么可靠联合对象”。包惠僧《回忆马林》。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工运领袖邓中夏则批评说：“孙文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另一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甚至轻蔑地称孙文为“真是教不会的笨孩子”！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　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而在国民党这方面，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孙文认为共产党“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用胡汉民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胡汉民《清党之意义》。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二册），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版。双方似乎不在一个平台之上，也缺乏共信与互信的基础。
　　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到中国访问，一面和北洋政府作外交往来，一面和孙文联系。在经过短暂的接触后，孙文决意联俄。他迫切需要得到苏俄的金钱和武器支援，但对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则加以严拒。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其中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证明了孙文的联俄，是看中苏俄的物质援助，而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用联俄换取容共。陈独秀说：“他（鲍罗廷　——引者注）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几乎就在同时，刚刚和无政府主义分手的共产党，也在寻找合作者。他们在陈炯明和北方军阀吴佩孚之间举棋不定。
　　共产党希望利用陈炯明来发展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1923年，在著名的“七·五农潮”中，陈炯明曾应共产党的要求，函请海丰县府释放被捕农民，并致电中共党员彭湃，“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可见当时双方关系颇为融洽。直至共产党决定和孙文合作后，才和陈炯明一拍两散。
　　在北方，共产党的另一个争取对象是吴佩孚。李大钊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曾多次和吴佩孚接触。1923年，吴佩孚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畅通，以武力镇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事件，显示出共产党对吴佩孚心存幻想，同时也显示出吴佩孚企图利用共产党控制铁路的幻想破灭。
　　惨痛的教训，迫使共产党不得不另寻出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内部立即大起风波。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而孙文则表明，决不实行联合战线的形式。
　　1923年6月，在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生气地说，那不叫国共合作，那是“国共混合”。在日本的周佛海也来信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作用，陈独秀回答：“第一步，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实力……第二，就是使国民党共产化。”周佛海说，那还不如索性取消共产党算了。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