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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4.鞑虏易驱民国难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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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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