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鞑虏易驱民国难建-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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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俐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浑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冶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意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埋）、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玄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