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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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时期，通过启蒙，通过东西方文化论争，相关的观点已经表达无遗，学习西方成了一种共识。鲁迅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伪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然而中国人健忘，正如他所说，中国的改革往往反复，多年的沉滓只要被搅拌一下就又泛起来了。不过，在此“一十宣言”发表之际，当年扫荡旧物大呼猛进的人物如陈独秀，已在国民党狱中；鲁迅自是坚持原来的激进立场，却是独立卓行，不为别的人为的运动所羁；惟余胡适一人正面应战。关于东西方文化，胡适曾经说过，在早期与梁漱溟等人的论争中，便已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方面公开地承认我们自身的弱点，东方文化中所有的糟粕；而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来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不仅是物质繁荣而且是精神的实质。”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文化观方面却显得相当激进。他否定东方有所谓“精神文明”，亵渎东方式的“深沉智慧”，认为是对人类正当的精神需求的压抑、阻挠和禁锢。在文化问题上，他反对诸如“选择性现代化”的折衷态度，主张“全盘西化”。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他公开著文批驳“本位文化”论，指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本位”的摇坠，而在旧文化的惰性太大。所以，中国应当虚心接受世界文化，与之自由交流，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变革。但是，他到底给论敌留下了缺口，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他提出以笨拙的“充分世界化”代替原先的“全盘西化”的说法，原因是后者惹出“许多吹毛求疵的争论”。他承认，“全盘西化”从量的角度看不易实现，并且文明就其本性而言是保守的。在胡适的后面，是一个年轻的顽强的狙击手：陈序经。这位来自南蛮之地的战士，挑起“全盘西化”的旗帜，荷戟叫阵，不挂盔甲，同来自多个方面的论敌交锋。他不但批判了辜鸿铭和梁漱溟等的复古主张、折衷主义的几大派别，而且，对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不彻底性也提出了批评；在胡适主办刊物上，说胡适的文化主张实际上是调和折中派的一个支流。他认为，文化的差异，其真正的意义是时间的差异。西洋文化，是新的文化，现代世界的文化。世界任何一国都是朝向这种文化，采纳这种文化，没有哪一个进步的国家是例外的。可是，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空间上，所谓发展不外是死板的延长和放大，决无改变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进步了。他援引黑格尔的话说：“过去的中国，就是现在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也就是过去的中国。”从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事实、发展的趋势和目前的需要来看，中国是不能不整个地全盘西化的。要彻底的全盘西化，除非彻底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解放个性，发展个性，提倡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力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没有痛定思痛去变换态度。对于西洋文化，外来东西，我们从来是蔑视排挤以致趋于畏惧的。回顾西化的全部历史，错误就在于迟疑不决的态度上面。在此，他使用俾斯麦的判断：中国和日本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求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完事。他以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的命运做比较，说：“一个中国人不愿去接受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过去的文化，从一个旁观人来看起来，他必定说道：其异于奴隶者几希？”
然而，“全盘西化”要实施起来实在太难，而作为一种理论，在已有几千年传统的国度里传播，也如跟奴隶讲说期货交易或者环球旅行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学者施瓦支指出，“破坏”和“危险”，这是西欧和中国的启蒙先驱受到的共同责难；但是，中国的启蒙者还多出一个罪名，就是“非中国化”。在讲究忠孝的人们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对于文化，从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一种是受进化史观的影响，侧重于历时性的文化变迁，因此承认文化有先后优劣之分；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共时性的，重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站在变革的立场上，大抵取前一种态度。“全盘西化”，就是承认西方文化从观念到制度的先进性。艾森斯塔德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现代化的轨迹：“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原点；所谓“西化”，就是现代化。这是一个事实。波普说：“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这也是事实。“全盘西化”所以不同于“文化殖民”，是因为后者的主体是“文化帝国主义”，它是带侵略性的，支配的，控制的；对于殖民国家来说，相反则是被动的，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在五四人物那里，西方的东西都是“拿来”的，而不是被迫接受别人硬塞进来的东西，如清廷的统治者对待英国的鸦片和炮弹一样。在这里，侵略与非侵略带有划界的意义，决定了政治/文化革新运动的性质。其实，“西化”之西，也只能是部分之西。譬如政制，是英式的立宪，还是美式的共和？譬如主义，是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即以社会主义论，是欧文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还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在“西化”过程中，也就势必要在众多的，其中包括互相牴牾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制度中进行分析、研究和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化西”的过程。由于不同民族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变异。所谓“南橘北枳”，这在生物界是一个公理，文化变迁亦然。批判即选择，它是隐含在变异之内的。这样，说到底还是“中体西用”。问题是保守主义者打出“中体西用”的口号而又要反对“全盘西化”，实质上是拒绝充分“用西”，以保持原来的一成不变的“中体”。恰恰相反，“全盘西化”论者的目的，则是要改变这“中体”。在这里，弄清楚理想、手段和事实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要变革文化主体，“全盘西化”，作为对抗传统文化霸权的口号才被提了出来。由于“西化”是一个选择过程，因此“全盘”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所以仍然要坚持“全盘西化”者，要而言之，乃是一种态度而已。
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带有互相制衡的性质，也即折中的性质。但是，当事物之间出现冲突时，这种不平衡现象，往往不能以“中庸”之道克服之。相反，不是加强弱势以对抗强势，便是削减强势以缓冲弱势，才能维持固有的均衡。但是，强势者是少有自弱的，迫不得已时，则采取“维持范式”策略，于是激进主义的实行变得势不可免，“全盘西化”，作为事实的无效性和作为口号的必要性就在这里。
恩格斯说：“无论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存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但是，当中国帝王仍然封闭自己，把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时候，把改革局限在天文历算和器物制造上面时，俄国彼得大帝强制推行全面的向西欧学习的政策。俄国在十八世纪有一个积极鼓吹西欧民主共和制度的启蒙知识分子群，而且，这种启蒙工作一直未曾中断。恰达耶夫——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知识分子传统从他这里开始──猛烈抨击一种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他指出，正是那种“爱国主义将国家引到了毁灭的边缘”。他所以高度评价彼得大帝，也就因为他首先教导俄国人不要偏袒自己，不要死憋在自己的历史中。他赞扬道：“正是他，使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残余，这些残余充斥着历史社会的生活，阻碍了社会的运动；他用人们中间存在着的那些伟大、壮丽的思想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他把我们完全转交给了西方，一如时代将他转交给了西方一样，并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的未来交给我们作了未来。……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仅仅是一张白纸，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定的西欧派人物。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者以“西欧主义”的责难为自豪，“因为所有那些在我国智力发展史上曾经留下最良好影响的遗迹的优秀的俄罗斯人，都是坚决的和无条件的西欧主义者。”列宁肯定欧洲派那样一种对中世纪的一切东西所采取的“绝对敌视态度”；对于启蒙者，他提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主张教育、自治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而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
但是，在当时的“党国”中，并不具备像俄国这样的向西方开放的气魄阔大的政治人物，也不具备像俄国这样“被派向全人类”的富于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被伟大的同一种俄罗斯民族精神所孕育所充实的。三十年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在主张有选择地迎受西方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批判“全盘西化”的嚣声中收场。论争“一边倒”的情况表明，五四的余波渐渐歇止；一个全面反传统的现代性行动，从知识分子队伍中间，尤其在精神的内部联系中间，正在走向死亡。
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运动的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在党国之上，蒋介石一手加强政治控制，一手致力于思想统制工作。他把“三民主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在党内，他强调党的纪律，说：“党要我们生，我们就可以生；党要我们死，我们就要去死”；“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党员要有服从性，不能有一点自由”。在党外，宣扬爱国主义，领袖崇拜。一九三四年，他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将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化。他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对于“公民”，则强调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卓越榜样”，结合儒教传统的“礼义廉耻”教育，使之按照义务行事，遵守社会秩序和集体法规，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在一九三八年三月
